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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志浩:杨小凯与林毅夫

(一)

《杨小凯与茅于轼》初稿,提到第四代学者的一些整体风貌时,不经意中,曾将厉以宁与吴敬琏先生并提,茅于轼先生认为这样不妥当,因为他们根本不是一种类型的学者。我在电脑中敲下题目《杨小凯与林毅夫》时,也觉得非常不妥,真有点唐突小凯了。

笔者在《伟大的杨小凯》一文中指出:林毅夫这个人,有趣之处在于,知道谁是真正出活的学者。坊间经常议论林毅夫如何低调,在我看来,这种低调的背后,似乎隐含着某种隐衷。林毅夫担任上百个兼职,又是明星政协委员,出镜率非常高,林毅夫配合记者拍照的时候,总是笑容可掬。

小凯于2004年7月7日离开我们,林毅夫这位小凯生前的辩论对手,在第一时间召开了追思会,无论林毅夫出于何种目的,都应该公正地说,林毅夫此举的确是动人心弦。小凯这位卓越而无畏的思想者,在林毅夫心中的分量之重,通过追思会,已经表露无疑。

小凯晚年提出“后发劣势”,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忧国怀乡的小凯,早岁就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天问,张五常先生断定小凯是纯正的经济学家,曾经提起小凯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全是经济学的思考。张先生并不是特别体会小凯的心思,小凯确实在经济学上呕心沥血,但,小凯的质地是思想家。

苦难激发思考,中国大陆深重的灾难,天然具有培养思想者的土壤,湖南能够产生杨小凯这样的思想家,也不是偶然的。楚国的屈原,投身汨罗,当代的小凯,葬身澳洲。

小凯之所以伟大,完全不在于他的超边际分析,更不在于“华人经济学家中最有能力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尽管林毅夫这些人这么认为,并且高调鼓噪。小凯的伟大,全在于他具有穿透力的思想,为了故国民众的大爱。这才是真实的杨小凯。

林毅夫看重的,并不是杨小凯的思想,恰恰是最皮毛的“距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华人经济学家”。因为,这位高层的智囊,曾经表示过。最迟2010年,华人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自从1979年5月16日,台湾金门前哨模范先锋连的连长——林正义,泅渡2000米,到达大陆之后,曾经在台湾又红又专的十大杰出青年,依然可以在大陆的政治文化生态圈中,如鱼得水,闲庭信步。

陈水扁执政期间,民生困窘,林毅夫作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表达了对父老乡亲的牵挂;比较台湾,大陆民众的生活倒是不断提高,但是,要达到台湾的水平,恐怕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吧!这时候,从来看不到林毅夫伤心的面容,相反,总是那么乐观,真不知道,他的底气,到底来自哪里?

难道来自台湾与大陆的对比?难道来自梦游似的“中国2010年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2030年将会成为世界最大经济国家”诸如此类的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豪言壮语?

林毅夫明白,杨小凯在华人经济学家中的位置和分量,这一点,他一点都不糊涂。小凯的逝世,使得华人经济学家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距离变大,显得“中国2010年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巫师似的预言,更加荒唐可笑。所以,自此以后,林毅夫对此避而不谈,相反,在向大众诉苦,自己这一代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没有指望的了,只能将心血用于,经济学教育,林毅夫的使命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保姆,用他自己的话说:培养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

很显然,林毅夫高调悼念小凯的一个目的,就是以中国大陆最有资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种子身份,追思华人经济学界的种子选手,强化林毅夫的候补种子选手身份,言外之意,既然小凯已经离开我们,林毅夫自然成为种子选手。

坊间的读物,对林毅夫这个种子选手,那是异常看重的,甚至不允许大家怀疑林毅夫的道德操守。姑且将林毅夫抛开身怀六甲的太太和蹒跚学步的儿子,泅渡台湾那浅浅的海峡的举动,赞誉为“统一”的壮举。

最让人深思的,2002年,林毅夫的父亲——林火树老先生离开人世,这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一方面派自己的太太陈云英女士前往台湾吊唁公公。一方面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女儿一起忙于搭建灵堂,并且利用现代先进技术,网络直播父亲出殡的场景,最后一跪不起。其实,如果真是父子情深,林毅夫完全可以见上一面。我想,林毅夫在大陆有这么多又红又专的举动,难道自己无权决定在哪里纪念自己的父亲吗?

这里顺便提一下林毅夫的夫人——陈云英女士。林毅夫难得拥有一位坚韧、执著的太太,自从林毅夫1979年5月16日投奔大陆,因为两岸的信息保密,误传丈夫林正义(林毅夫在台湾的名字,来到大陆后,改名林毅夫;有趣的是,小凯原来是杨曦光的小名,从监狱出来之后,改名杨小凯。林毅夫受到台湾的通缉,杨小凯有十年的牢狱之灾,两人在这一点上有些相似之处)已经牺牲,当代的王宝钏真守着丈夫的牌位,以泪洗面。直到1983年,才得到林正义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的消息,陈女士毅然携带孩子前去团圆,在美国的陈云英女士,一边带孩子,一边求学,以至于身上经常散发着饭菜的清香,就来到课堂。现在大陆从事特殊教育,为残疾人带来福音。

(二)

在武汉大学讲学,遭遇到了很大的侮辱,这让小凯非常伤心。但是,对中国这片土地怀有大爱的小凯,并没有丧失希望,相反,利用一切机会,宣讲自己关于宪政的思考。

按理说,对于小凯的这些思考,出生台湾宜兰、就读芝加哥大学的林毅夫,应该具有底线认同。不知道林毅夫心里是怎么想的。如果林毅夫心里对于小凯没有底线认同,我不相信他会第一时间安排追思小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追思会,是由林毅夫主持的,能够在不足六百字的简短演说中指出“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证明在林毅夫心中,对于小凯的人格和无畏,是多么崇敬。

但是,追求政治正确的林毅夫,从来没有做“一士之谔谔”,他和小凯争论“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小凯内蕴的魅力和人格,是可以深切感受到的;林毅夫的文章立论,尽管建立在中国奇迹的基准上,但是,思维不具有彻底性,左处右置,闪转腾挪,不免露出虚弱的质地。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林毅夫悖论”。

谢泳曾经体会费孝通的两个世界:一个是已经成为政治人物,说场面话的费孝通,一个是知识分子本色,流淌良知的费孝通。令人难解的是,正反两方面,都是费孝通的真实生存状态。林毅夫比费孝通有趣多了,身在学府,多是场面上的话,反过来,把把场面上的话,作为学术研究的基点。

难怪《南方人物周刊》的刘天时先生采访林毅夫,直截了当指出林毅夫欠缺知识分子的精神风骨。林毅夫整天乐呵呵的,说自己是实事求是派,倒是好像永远有办法的样子:谁让我的研究和高层不谋而合?大有英雄所见略同的味道。

林毅夫深切知道,因为自己来自台湾,必须表现得更加具有政治正确,所以,也就不必奇怪,林毅夫从来提不出与主旋律相反的思路,似乎他自己天然就是主旋律。更有甚者,林毅夫低调之中,从不忘记说自己的思路经常成为政府的政策,看来,林毅夫并没有总是跟在政策后面,有些政策就是直接间接出自林毅夫之手。

这就是令林毅夫非常自豪的事情,遗憾的是,就在这时候,还不忘记否定杨小凯。

人物周刊记者:当代的经济学家或者其他领域的知识分子里,您愿意与谁相提并论?您和不久前去世的杨小凯有过一些论争吧?

林毅夫:作为学者,我是很尊敬小凯的,他做学问很认真,也有社会责任感。小凯和我的论争,主要是研究问题的角度很不一样。我觉得,他看问题,还是从理论看世界,而不是从世界想理论,我则是反过来。比如在宪政问题上,他认为最好的宪政制度,就是英美的制度,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就应该先建立英美的宪政制度,再发展经济,否则就会有后发劣势。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不难构建理论模型来证明英美制度的优越性,可是,从工业革命以后,除了英美自己外,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国家是先完成了英美式宪政体制的改革后,再来发展经济而成功的。当然,不好的制度是会制约经济发展的,可是,经济发展成功的国家都是一面发展经济,一面完善制度。

思想深刻的小凯,不至于这么天真吧!小凯的本意,林毅夫不愿意进行真切的理解。后发国家,发展经济,是可以获得“后发红利”。但是,这时候,制度根本没有真正上轨道,就开始欢呼“中国奇迹”、“中国道路”,那是相当危险的事情。小凯提醒,千万不要因为“中国奇迹”而得意忘形,因为,没有适宜的制度,这些“奇迹”,属于侥幸得之,是靠不住的。迷醉于经济发展,就有可能,忘记制度的缺陷,甚至以为,现在不是挺好吗!何必劳心费神进行制度的变革呢?

不愿说林毅夫是为权势集团寻求合法性,只能说,林毅夫比较信从“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小凯信从“合理的就是现实的”。

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或者在体制的核心,或者在体制的边缘。在体制核心的,往往丧失批判精神,但是掌握相当多的资源,具有强大的话语霸权;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由于某种原因,多数在体制的边缘,掌握的资源固然不足,在文化生态中,甚至连他们的声音,都被限定在一个很小的空间,而难以传播开来。

体制内核心学者和体制边缘学者,尚未进行真正的切磋与交流,没有办法讲出一番道理,双方“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几乎不能出现真正的思想交锋,致使很多天才的思想火花,由于未能进行合理的碰撞,最后,沦为火花而已,导致很多理念,似是而非,非驴非马。理论的不彻底性,反映思维的不彻底性。缺乏“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不具有直面现实的胆识和担当。面对中国社会的转型,不仅要展示良知,还需要具有理性的清明。

林毅夫与杨小凯的辩论,难得的是,没有影响双方之间的感情。相反,互相还挺客气,小凯邀请林毅夫到澳洲讲学,林毅夫也屡次邀请小凯来北大访问。

面对中国社会的转型,对故国有深切关怀的小凯,并没有满足于自己在国际经济学界的地位,而是以赤子之心,满腔热忱地坦诚相见。小凯真心为中国好,这份沉甸甸的中华心,令人感动。挥笔至此,不由得潸然泪下,感慨良多!

小凯中肯指出:国内很多哗众取宠、政治宣传式的“经济研究”之所以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并不因为这些经济学家学识不够,而是他们缺乏基本的学者“良心”。

(三)

1952年10月15日,林毅夫生于台湾宜兰县。1971年初,19岁的林毅夫进入台湾大学农工系学习,担任学生会主席。因为受到蒋经国召见,投笔从戎,在当时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一度当选为台湾十大杰出青年。1975年,林毅夫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陆军官校正期生四十四期步兵科,随即留校担任学生连排长,第二年考上国防公费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1978年获政大企管硕士,随即返回军中,派赴金门马山播音站前哨担任陆军上尉连长,负责接待外宾参观第一线连的任务。

1979年5月16日晚,泅渡台湾海峡,到达大陆,曾经在福建游历三个月。北京征求这位低级起义人员的工作安排,令人始料不及的是,这位台湾政治大学的硕士,居然要求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当时人大主校的应该是那位创造社的健将——成仿吾,经过研究,觉得这位军人的背景复杂,有点来历不明,就拒绝了。北京大学还是有点兼容并包,这样,原来台湾的明星军人林正义,变成林毅夫,成为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学生。

林毅夫因为1980年得遇贵人——197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教授,所以,1982年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毕业之后,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

1983年饱尝牢狱之苦的杨小凯,也于圣诞节前夕到达普林斯顿大学求学。

小凯不可能拥有林毅夫这样繁多的学历,一个台大的学士,一个台湾政治大学的硕士学位、一个北京大学的硕士学位,小凯读的是“监狱大学”。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于1985年在美国纽约成立,是中国经济学者在国际上成立最早、最具规模的经济管理类的学术团体,其会员遍及全球。小凯的挚友茅于轼正好在美国访问参观,见证了华人经济学界一个影响深远机构的出生。杨小凯、于大海、钱颖一都是积极参与者,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最初的主事者,特别开明,从来都主张与各界华人学生的交流,这样,林毅夫结识了小凯,他们那时的交谊,估计不是特别深厚,很可能属于见面点头的那种。听到小凯的故事,林毅夫就不觉得自己如何传奇,因为,小凯比林毅夫更加传奇。

当时大陆派出去学习经济学的学生,屈指可数,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于1985年5月26日在纽约领事馆成立时,最早的理事有6个人,包括杨小凯、钱颖一、于大海、海闻、王辉进。

据小凯的好友徐滇庆回忆:“他和钱颖一、于大海正在筹备一个关于中国经济的研讨会,还从福特基金会申请到了5000美元的经费。当时,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说,5000美元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我很佩服他们三个的本事,当即表示一定如期去纽约赴会。这次研讨会在纽约总领事馆召开,会议开得非常成功。邹至庄和茅于轼老师都出席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林毅夫、海闻、田国强、左学今、汤敏、左小蕾、杨文艳、王辉进、文贯中、张欣等人。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杨小凯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1〕

就我掌握的信息,第一届会长(1985—1986)于大海,第二届会长(1986—1987)钱颖一,第三届会长(1987—1988)陈平,第四届会长(1988—1989)孙 涤,第五届会长(1989—1991)张 欣,第六届会长(1991-992)田国强,第七届会长(1992-1993)易纲,第八届会长(1993—1994)海闻,第九届会长(1994年—1995)徐滇庆,第十届会长(1995—1996)方星海,第十一届会长(1996—1997)张春,第十二届会长(1997—1998)尹尊声,第十三届会长(1998—1999)陈百助,第十四届会长(1999—2000)文贯中,第十五届会长(2000—2001)陈爱民,第十六届会长(2001-2002)李稻葵,第十七届会长(2002—2003)林双林,第十八届会长(2003—2004)宋顺锋,第十八届会长(2004—2005)刘国恩,第十九届会长(2005—2006)张晓波,第二十届会长(2006—2007)李海峥,第二十一届会长(2007—2008)侯维忠,第二十二届会长(2008—2009)王红,第二十三届会长(2009—2010)洪永淼。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似乎尚未留意学会史料的整理,这是比较遗憾的事情。尽管小凯没有担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会长,但是,不只一个人认为小凯是里面的灵魂人物,徐滇庆认为,得出这一结论的根据是,小凯在关键事件中表现出来的成熟的理性。在这拨人里面,小凯年龄略长几岁,我觉得,小凯之所以高度成熟的主要原因,不是年龄,而是十年监狱大学的历练和思考使然。

当然,中国蹲过监狱的人并不少,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少学者蹲过牛棚和监狱,学养远高于小凯,但是,从监狱出来之后,好像也没有见到流淌出来的理性的清明。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屡经折磨、饱尝辛酸,容易产生颓唐的社会心理。但是,杨小凯经历磨难,重见天日,依然秉持道义,特立独行,流淌的并不仅是成熟的理性,可贵的是他的良心,还有对中国这片大地的大爱。

如果不是这样,在国际学术界功名成就的小凯,完全没有必要,奔走呼号:“国家机会主义”、“后发劣势”、“土地私有权”。这些言论之所以能够振聋发聩,除了思想的穿透力,清通的文采,小凯对于中国的大爱,确实感动着无数的人们,小凯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人格,这些都是构成小凯作为当代屈原的天鹅绝唱,是无韵的离骚。

林毅夫也参加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成立大会,没有更多的资料表明林毅夫在这里面起的作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陈平先生曾经有动情的回忆,认为小凯是自己进行争论而尊敬的唯一一人。

(四)

1987年,林毅夫回到了中国,成为大陆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林毅夫先是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工作,任副所长,3年后调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同事——周其仁,那时候就与林毅夫是搭档,学术伙伴蔡昉、李周,大概都是那时候认识的。

1994年,林毅夫觉得自己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途渺茫,到北大筹备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按照林毅夫自己的说法,此时觉得经济学教育非常重要,所以投身北大。当然,由于林毅夫的特殊身份,这里面是否存在有意安排,林毅夫自己没有更多的透露。

在林毅夫眼中,此时的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气魄很大,安排林毅夫成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有很多外人看不懂的东西。比如说,既然北京大学已经有经济学院和光华管理学院,为什么还要成立一个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院由“土鳖”刘伟执掌,师资多数也是“土鳖”。林毅夫抛开经济学院,一方面,显示林毅夫超常的能量;另一方面,很有可能“海龟”和“土鳖”之间,理念迥异,难以沟通。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全部由“海龟”构成,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当然,现在大陆的财经类院校,由于钱财丰厚,吸引了众多“海龟”,上海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都是“海龟”云集的地方。

当年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已经于2008年10月25日下午,蜕变成为国家发展研究院,首任院长周其仁解释:并不表示属于国家级的机构,只不过有志向研究在国家发展当中面临的重大问题,研究以人民为本位的国家发展。给人更加强烈的印象:这家机构的主旨并不是经济学教育,而是奉献“大国策”的智囊机构。

1994年,距邓公南巡发表讲话,不过两年,大陆著名学府充斥着腐朽的气息。海龟经济学家不大成气候,那个时候的林毅夫,特别愿意到茅于轼先生主持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共同进行学术探讨,不敢说相濡以沫,至少是同声相和,同气相求。

早在1996年,小凯就曾来到北京大学,短期任教。只不过联系单位是光华管理学院,小凯一度每年都在光华管理学院短期任教。据说在过年联欢的时候,张维迎还曾经唱陕北酸曲,小凯则表演小品,知情者介绍说,那次小凯扮演一个求婚者,一上来就说:“你嫁给我吧!我不是同性恋,也不是艾滋病”,惹得哄堂大笑。

小凯与林毅夫的交往,是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的学术讲座中。查阅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电子版的每月动态,有关小凯在这里进行学术讲座的消息,有三条:

(1)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瑞安经济理论与政策研讨系列讲座 1999年第47讲,1999年12月11日下午,杨小凯教授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致福轩发表题为《经济改革与宪政转型——西方研究中国经济的两派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的主题演讲。令小凯欣慰不已的是,挚友茅于轼老师专程赶过来,聆听小凯的演讲,并在互动环节,进行切磋交流。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老朋友海闻,就乡镇企业到底是制度创新,还是给定条件下的次优选择,与小凯进行探讨。

(2)2000年11月10日,杨小凯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作题为“不完全劳动合同、非对称剩余索取权和权威以及企业理论”的讲座。

(3)2000年11月20日(周一)晚19:00—21:00,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邀请杨小凯教授做客在线论坛,论坛名为“经济学漫谈”,全国各地不少学生参加,这次漫谈成为北大学生网一段时间内的热门话题。

一贯追求政治正确的林毅夫,不会不明白,小凯究竟要说什么。小凯对林毅夫,真是有很多的话要讲,希望在芝加哥受到自由熏陶的林毅夫,有足够的勇气,面对“后发劣势”。但是,已经成为智囊的林毅夫,哪里会进行真正深入的思考。好在曾经担任留美经济学会的会长陈平、易纲、海闻,集聚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小凯特别看重的周其仁,也于2000年来到经济研究中心,这令小凯有点宽怀。

其实在《西方研究中国经济的两派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的那场讲座中,杨小凯已经深刻洞察,中国国家机会主义正在制度化,表面的经济繁荣,已经被保守派作为维护稳定的最佳借口。

小凯于2000年底在天则经济研究所,发表“后发劣势”的演讲,可谓于无声处听惊雷,具有巨大的启蒙作用。

2002年,病痛中的小凯总算听到了大陆学者的回应,回应小凯的,不是别人,正是林毅夫。2002年6月12日,林毅夫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它也是对杨小凯先生在天则研究所的一篇发言稿《后发劣势,共和与自由》,以及杰弗里•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一文的一个直接回应。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的演讲,印证了林毅夫丧失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梁小民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要觉得留学的人就一定优秀,留学的知识分子和在国内学习的知识分子身上有同一的缺点。以色列有一句话:“到过麦加的驴子也是驴子。”象林毅夫这样的人,典型的御用,努力靠近御用。他也是从芝加哥回来的,受过自由主义的熏陶,还是台湾人,但是呢?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林毅夫的有些话,恐怕他自己也知道是在胡说,比如说什么2010年以前,中国的经济学家要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现在连这样的基本素质都不具备,他完全是在迎合某些集团的虚荣心。现在的知识分子里有骨气的人太少。因为人们受到的利益诱惑太多了。”

周其仁公正承认,小凯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的卓越地位,认为顾准和小凯可以构成中国经济学的传统。这里我想补充一句,其实中国经济学还有刘国光——吴树青——林毅夫一以贯之的传统,顾准和杨小凯这种传统,默默沉潜在中国文化的河床中,汇万千溪流,东流入大海。刘国光——吴树青——林毅夫这些人就是大海上的浪花,顾准和小凯,则是气势磅礴的大海。

2007年9月4日初稿
2010年9月8日定稿

Posted: 2010-11-26 23:06 |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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