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范用的，到《读书》编辑室当主任
　　
　　　　有一段时间，我想离开人民出版社。因为当年东方红兵团的人似乎在社里当了家，想象中于我不利。陈原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我就打了报告，要求到商务印书馆去。范用把我留下了，他对我说：你不是要到陈原那儿去吗？陈原现在还管着《读书》杂志呢，你就到《读书》去吧。我就到了《读书》编辑室当主任了。
　　
　　　　范用为什么要留我呢？我想，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他可以借我来调节他跟陈原的关系。更主要的一个原因，恐怕是我跟史枚熟，而史枚是老领导们最头疼的一匹无法驯服的野马。论马列主义，谁也没有他读得多。在干校的时候，每天都是重体力劳动，那么苦，那么累，他回来后就要看《反杜林论》，而且还要站着看。早晨起来，先站着看一会儿书，然后再下地。论党龄，谁也没他长。他当过中共沪东区委书记，大概是四十年代的事。就是这么一个老头儿，人又固执又古怪，可是他跟我非常谈得来。
　　
　　　　更谈得来的一个人，是朱南铣。在北京时我们就熟，我总是以师长之礼待之。到了干校，我担任文书职务，有一个方便之处，就是可以偷偷地带着人去镇上喝酒、吃饭。他是三联书店的老编辑，四十年代就参加工作了，我认为他是最有学问的。
　　
　　　　1978年底到1979年初，我们的文化领域中，思想是非常复杂的。在人民出版社来说，跟我比较谈得来的是范用。他有个想法，打算办一本《读书》杂志，要我来，并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找谁。他已经想到的有史枚等老人，但是还要有具体干活儿的人，那就是要董秀玉这样的人。他知道我跟董秀玉比较熟，也想到了她。但有人反对，因为董秀玉在“文革”中参加了一个造反派组织。我们去干校劳动改造的时候，她没有去，留在北京主持出版毛主席著作。她当时已经是人民出版社的出版部主任，非常的春风得意。到了审查“五一六”问题的时候，她倒霉了，也成了一个目标，被隔离反省了三个月。此时，她刚出来不久，主任职务也已经被撤了，要重新分配工作。
　　
　　　　我是理解和支持董秀玉来参与《读书》杂志的。为什么呢？她在“文革”中的作为不是由衷的，和恶意为之是两码事，你不能把这些都算到人家个人账上。所以范用问我，我就表示赞成她来。范用采纳了我的意见，所以董秀玉很快就到位了，到了范用身边。
　　
　　　　《读书》有个古怪的结构
　　
　　　　《读书》杂志是个很古怪的结构。我在回忆文章中说，这是一个巧妙的设计，是高人设计。高人是谁呢？讲穿了就是范用。他要设计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刊物，说是在人民出版社里边，由他领导。可是，机构名义是属于当时的国家出版局的。刊物主办者是国家出版局研究室，把编辑部设在人民出版社。这样，人民出版社就管不着了。很明显，当时范用在一些问题上跟人民出版社的领导想法并不一致。主编呢？又是跟国家出版局研究室毫无关系的陈原。研究室的一位叫倪子明的，是范用的老同事，他来兼任《读书》杂志的副主编。这个单位就成了几不管的了。范用做什么事，就可以说是出版局的意思，或者说是陈翰伯的意思、陈原的意思。编辑呢？除了董秀玉是三联的，还有史枚。史枚是执行编辑，冯亦代是执行副主编，是从民盟请来的。然后又找了一些知识青年，吴彬就是那时候由吴祖光介绍来的，她当时还是个油漆工，完全不懂出版，年龄上也是个小毛孩子。
　　
　　　　我没有参加《读书》创刊前后那一段的工作。我当时是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的主任，等于半赋闲的状态。范用是碰到个别问题时来问我。他是人民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党委委员，分工管《读书》杂志的联系工作。表面上他不出面，实际上都是他指挥的，他安排的。
　　
　　　　我记得，我编的第一期《读书》，是1980年的5月号，3月发稿。我到了那里才知道，的确是缺少一个调节关系、起润滑作用的角色。
　　
　　　　当时提倡思想解放，史枚又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坚持自己的主张。他很大的一个功劳，就是《读书》杂志创刊号上的《读书无禁区》。那篇文章的标题是他改的，作者原来的标题要软一点，叫“读书也要破除禁区”。他说要“破除禁区”，没有说“无禁区”。史枚老先生一改，就成了“读书无禁区”。他坚持这样的想法、做法，谁都不能改变。可是办杂志的人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能改变，这样办不成呀！所以就需要一个能发挥润滑剂作用的人。我以弟子身份伺候史枚老先生，比较谈得来，跟陈原也比较熟，可能会好一些。我去之后，也确实做了一些调节工作。
　　
　　　　“内忧外患”，我不断去作检讨
　　
　　　　《读书》创刊号除了《读书无禁区》那篇影响很大，还有一篇，就是责备海关扣书太多的来信。批评文字总让人家不高兴，往往需要善后工作。所以，有这么一个人，又是党员，又好像主持工作，又善于作检讨，不断到上级机关去作检讨。我正好属于这样一个身份。为批评海关的事儿，我也确实去国家出版局作了不少检讨。以后还不断地出现被认为是有问题的文章，我就不断地去作检讨。
　　
　　　　我记得，李荒芜的文章就惹了点麻烦。这位先生是老共产党员，据说是中国共产党纽约支部的创立人，或是领导人，总之做过那里的工作。解放以后就回来了，在外文局做工作，翻译过很多东西，也喜欢写旧体诗，笔名叫“荒芜”。他写的一首旧体诗在《读书》发表后，一位朱元石先生注意到了。这位朱先生用“邓办”的名义发来一篇文章，批评荒芜，说这诗是反党的。这下子搞得非常紧张。朱先生的批评文章已经发表在中国社科院的一份“内参”上了，寄来的意思是要我们在《读书》杂志发表，而且是一定要我们发表。我们杂志的几个老头儿，坚持不发表。这样，就不断因为一些文章出现矛盾，像顾准的文章等等。我不断去应付这种事情，去作检讨，讲一点“两面光”的话。这是外部。
　　
　　　　内部呢？也引起了一些矛盾。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乔木同志对《读书》杂志好像是特别地关照。我在回忆文章里已经写过我的这种感觉。究竟是为什么这样，我也弄不懂。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件旧事。1983年5月号的《读书》上，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人的太阳必然升起”。当时的中宣部一位领导写了批判文章，叫“狗的月亮已经升起”。人家写“人的太阳”，是讲人道主义的，他却讲狗。据说这位先生近年出了自己的一些文集，里边却不收这篇文章。
　　
　　　　可是这位先生后来却帮了我一个大忙！《读书》杂志想出台湾版，我找新闻出版署，谁都不肯表态同意。那里我关系很好啊，期刊司里都是老朋友、老战友啊，而且我帮过他们忙的呀，可是他们都不敢点头。最后，我找到中宣部，一位朋友帮我找那位写了批判文章的副部长同志，他立刻就批了。他表面上好像很保守的，对《读书》台湾版却答应得这么痛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真是弄不清楚。
　　
　　　　回过头来说“内部”。《读书》杂志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内部也有分歧，有时候吵得很厉害。比如包遵信先生，动不动就说“要干！”这老兄干劲很大。当然也有反对他的意见。慢慢的，就在《读书》内部形成了那么一种局面：包遵信、史枚属于要跟上面干的人，你不准我说什么我偏要说。陈原主张不这样干，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哪壶水不开提哪壶。意思是要避开锋芒。陈原以外的领导，口径就截然不同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润滑”难度越来越大。陈原知道我的苦心，我也知道他的意图。就这样，我跟其他领导人就越来越远了。他们当然非常不满，说我简直是“背叛”。因为按系统说，我不是陈原的人。我当秘书多年，最大的擅长就是能体会领导意图。但现在，偏偏我不能“革命”到哪壶不开提哪壶的程度。于是，从这个时候起有的领导就不断批评我是机会主义。他们认为，对陈原，你沈昌文即使不公开顶，也完全可以暗中操作。可是，我是比较忠实于陈原的。从我的个性说，我也比较喜欢陈原这样的。于是，矛盾越来越大。
　　
　　　　1984年，史枚去世。史枚去世应该说是《读书》杂志跟上边的斗争很尖锐的一个表现。他在去世的那天下午，同我说了不少，主要是主张为布哈林平反，尤其是布的“发财吧”口号。他知道我很关心俄国革命史，尤其是做过“灰皮书”，看过不少内部材料，又懂俄语，能读原著。史枚常同我讨论俄共的党史。这以前，有人已向我透露过，说史公惹了大祸，给中央领导写了信，提出为布哈林平反。人民出版社党委陈书记十分关心这事。史枚那天上午同我说了不少，说完很气愤地夹起书走了。想不到，当天晚上，就高血压病发作，导致脑溢血，第二天就去世了。
　　
　　　　在《读书》编辑部，史枚等人，包括范用，论道德，都是很高尚的。我在回忆文章里说他是焦大，就是这个道理。可是，光靠这个办刊物是不行的。我说不行，也许冒昧了，他们一听会勃然大怒。可是你不能否认这样会犯忌。必须要有另外的办法，就是类似陈原教我的办法。他教我的办法很简单，说穿了，一句话，就是引而不发。我们光提供材料，不作结论。《读书》杂志的读者，都是理解力很好的知识分子，他们看了以后，自然会作出结论。
　　
　　　　仓促上任，接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职务
　　
　　　　我在《读书》的时候，最喜欢的读者就是那些在穷乡僻壤的中学教师，极有见地。若是他们二十来岁的年龄，看到了《读书》，血气方刚，就会在行动上有所表示。所谓《读书》的影响，今天看起来，恐怕大部分就是思想上的影响吧。
　　
　　　　为了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当年想了不少办法，比如“《读书》服务日”等等。为了做得好一点，也很注意联络知识分子。因为我们资源不够啊。这些老先生都有资源，于是就引出了不少材料。这样做，也有利于把我的角色扮演好，就是始终不要让矛盾过于尖锐。当时有句名言，是一位小姐讲出来的，《读书》杂志内部也有一些老先生赞成。这位小姐提出一个论点：办成一个刊物并且光荣牺牲，就是它的历程。意思是，办刊物的人应当已经意识到，这个刊物很可能牺牲，尽管这样，刊物还要办。
　　
　　　　我知道，在共产党的领导同志那里，评判人有个“三步曲”，我在不少别的老同志心目中已经到了第三步了。所谓“三步曲”，第一步就是水平太低；第二步，叫做路线不对；第三步，品质不好。在陈原以外的老同志眼里，我大概已经是品质出问题了，很难挽救了。但不管怎样，我还是要承认，那些老人家始终是帮助我、引领我走向出版事业的。特别是在1957年，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很可能被划为右派。他们给我通了消息，让我写了大字报，不仅没有被划右派，而且还立了一功。以后他们也是不断地帮助我。
　　
　　　　这里就要说在改革开放时期恢复三联书店了。“文革”时期不是说三联是资产阶级企业、韬奋是资本家吗？到了1982年，不再这么看了，胡绳等人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好像是写给邓力群同志的。到了1983年、1984年的时候，成立了一个小组，专门做这个事情。组长是范用，副组长是许觉民。许觉民是范用的亲家，林昭的舅舅。组员有我和董秀玉等人。
　　
　　　　我从来爱做具体工作，范用管大事。我喜欢只拉车，不看路，整个局面上的事情不大知道。到了1985年快年底的时候，三联书店恢复在望，讨论的事情已经很具体了。有一天，在东四一带的马路上，我碰到了一位新闻出版署的领导，他对我说：老沈哪，你们三联书店快要恢复了，现在想让你当头头。我就问：怎么让我当头头？老范他们不是忙了很长时间了吗？这位领导没有讲更多，我们就聊别的了。
　　
　　　　后来我就打听。直到现在，打听到的事情，都没有文字证实。据说一些老头儿在三联书店快要恢复的时候提了一个方案，主要意思是三联书店自治。
　　
　　　　上面采取了一个断然措施，让老干部们立即退休，让同老三联的老头们有一定关系而他们又认为比较安全的人接任。此人不知怎的变成是沈昌文。1986年1月1日，我接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职务。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可以说是仓促上任。我想聘请范用为顾问委员会的主任，上面都不同意。这样，到我上任之前的三联书店的故事，就告一段落了。

　　文/木叶 《上海电视》

　　
　　主持北京三联书店，引进《宽容》《情爱论》，卖菜捡金（蔡志忠和金庸）；主编《读书》，策划创办《万象》……你可以称他出版家，也可以叫他不良老年、饭局局长……这些共同构成了“沈公”，而他自己还有个“配角论”。
　　去年于上海书展初见，老先生东张西望着，印在T恤上的毛泽东像随之一动一动。此番对话为笔谈，老先生七十七岁，口述自传名曰《知道》。
　　“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币”——这是他夕阳无限好的戏谑感悟；“我从五六岁的时候就在板缝里看外面的这个世界，一直看到了现在”——这是他梦中犹记来时路。
　　
　　
　　知道
　　
　　○木叶：《阁楼人语 ：〈读书〉的知识分子记忆》2003年出版，此时沈先生已然72岁，您是有《控诉法西斯》等译作的，我好奇的是，沈先生72岁之前不曾打算写过一部（闲）书吗？
　　■沈昌文：我是书商，不是作家，哪敢妄言著述。至于搞翻译，那是很早以前的事。首先当然是因为工作需要，即所谓反帝反修。但是更主要是为“稻粱谋”——挣点稿费养家活口。也因此，我的译作从来没有用过本名来署名，而且本单位的多数人不知道。笔名大多叫“魏城”。那是因为那时嗜读《围城》，借以说明自己搞翻译具有“围城”心态——没译的时候一心想译书，一开译，老担心因此挨批，又急于赶紧脱手。我是出版社里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很多比我“红”可又没有我升迁得快的积极分子总在盯着我，我不能不有这类变态的自保心理。

　　○木叶：以沈先生的经历，这本书并不够厚重，据说有很多话说了之后自己又给删去了。最主要的担心在哪里？
　　■沈昌文：多年的传媒工作习惯，一切谨慎为尙。所以作删节，有的地方是怕得罪人，有的怕朋友误解，有的一下找不到有关书面材料，怕叙述不准确，有的的确还属于规定保密范围，等等。但也有一些事在口述当时怎么会忘了。总之，这本书只不过是朋友间的聊天记录，不是系统的著述。

　　○木叶：“尽管我算是比较稳重的，但是毕竟处在那样一个时期，那样一种环境下，现在看来，用一句时髦的话说，应该忏悔的事情也比较多。”不过，书中并未见您有多少忏悔，不知这么说是否冒犯？
　　■沈昌文：也许最要忏悔的是胆小怕事，为人“窝囊”，过于自保。做得过份的事自然也有，但比重小些。现在出这本书，目的不在讲自己的功过，或者总结生平，而只是说说自己知道的事情。我算是文化出版界的“老土地”，有责任把知道的种种说出来，提供一些素材。我特别担心的是，因为我是残留的老人中苟活较长久的，后人会把改革开放时期不是我的功劳归到我名下。至于我的忏悔不忏悔，根本不值得写书。因此，我认为，花城出版社为这书取的名字十分合适——对我来说，如果还有出书的需要，无非因为我“知道”（这本书当初如果要我自己想书名，我没准会叫《交代》，那也许更切合我的身份。当然，那时书中会有许多虚假的忏悔）。
　　
　　辑佚
　　
　　○木叶：您曾挪用蔡志忠暂存自己这里的稿费买了一些房子作职工宿舍，多年之后才归还蔡志忠。“卖蔡”之后还有“捡金”，这两件事是自己出版生涯最得意的吗？
　　■沈昌文：必须首先说明，我们并没有“挪用”蔡先生稿费。那钱是蔡存放在我们这里的。我们用这钱办了些事，大概还不能叫“挪用”。至于我最得意的事，首先无非是我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候。不仅八十年代的那次，而且也得把1954—1957年的那段算进去。其次，我曾在北京文化出版界的一些著名的领袖人物手下工作，对他们有不少了解。所谓“知道”，所指首先在此。

　　○木叶：无论是做《读书》的主编还是做三联书店的总经理，有没有什么遗憾呢？
　　■沈昌文：太窝囊，太守成，没有做成什么大事。

　　○木叶：您被认为是一个在文化、政治等诸多限制之下把事情做好的代表人物，自己怎么看？
　　■沈昌文：这说法我能接受。我比较自许的也可能是这一点。对上面过于严格的管束，我有时并不同意，但无可如何。我不大会奋起反抗，更不善于带头这么做。于是我就只好在夹缝中奋斗，即所谓“跪着造反”。这有时可以成功，当然成功率不会太高。所以如此，有我懦弱的一面，也有别的理由。主要的理由是觉得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大家都在探索，不要求之过急。对于从“文革”中走过来的人，只要可以彻底否定文革，不倒退，然后前进步子小一点，大概不会太以为忤。

　　○木叶：“可以说，从懂事起到现在，做什么事情，我永远喜欢做配角。”对于这种“配角”理论，我有两个问题。一，真的甘当配角吗？二，其实您得名的事情（如当初主持《读书》和三联书店）都是主角……
　　■沈昌文：归根结底来说，干出版、当编辑，做的永远是个配角，你有了这观念，事情才能做好。可能我这人从小到大“仰人鼻息”惯了，所以很乐意接受这观念。你主持了某某杂志，却不把作家当“衣食父母”，行吗？当然，你去主持党报党刊，情形就不同了。

　　○木叶：“你看不出范用在哪里，可是实际上他是灵魂，都是听从他的指挥。他的作用‘弥漫’在整个编辑部里”，不过我发现全书行文之中常常对范用先生是欲言又止……
　　■沈昌文：我从参加出版工作第一天起，就在范公领导下工作，直到他退休。他多次提拔我，又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一九八六年接他班以后，他对我的一些作为很不满意，直发展到如下面这个问题所示，实际上把我“逐出山门”。其中故事，说来话长，简单来说无非是对他批下来的一些条子执行不力或没有执行，总之其咎在我，对领导意图领会不好。

　　○木叶：“李锐（毛泽东秘书李锐，非作家李锐）就接到了范公（范用）写的信,说沈昌文自居为改革派,实际上他当然是保守分子了,如此自居实在是无耻,等等。”您出版的某几本重要的书删节的力度颇大，自认在文化上是保守分子还是改革派？
　　■沈昌文：我还是自居改革派，纵然已被革出山门以后。至于把书的删节作为改革与否的标准，那可能是外行话。出书，特别是出翻译书，有时不能不作删节，除非你以后不想吃这行饭了。你说，出一本《宽容》，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刚去不远就来广泛传播“宽容”理念，这难道不能算改革派的作为；而在书里删去几句批评斯大林不宽容的话，倒成了保守派，真是岂有是理？！当然，关于斯大林的话现在也许可以不删了，但在十几二十年前是不行的。只要中国不实行那个讨厌的所谓“出版自由”，删节一事就少不了。读者朋友们，你就可怜可怜我们这些编辑吧。但对删节的批评，我很同意史枚老人家当年的一个意见。那就是，最好加注说明此处删去多少字，不要蒙混过关。

　　○木叶：《编辑与饮食》里把编辑比喻成“交际草”。是交际草而非交际花，这个有趣，您认为编辑最高的境界是怎样的？
　　■沈昌文：“交际草”这说法，是从上海过去的小报里看来的。“编辑的最高境界”，我很难回答。台湾出版家郝明义先生把读书比作饮食，我因此常把编辑比作厨师，当然还复杂一些。

　　○木叶：当年作为一个编辑，最不能容忍的是什么？而今作为一个读者或者说“旁观者”，最讨厌的出版现象是什么？
　　■沈昌文：不要让我去得罪人了，好吗？我说说自己最不讨厌的出版现象吧。我喜欢出书有新意，这方面十分仰慕钟叔和；还喜欢写书出书严肃认真，模范人物是朱正。这两位湖南前辈最值得我学习。但我不敢同他们多交往，因为我这小上海怕吃辣椒。

　　○木叶：“需要一些人能把书评界搞乱，那就比较好了”，在接受采访时还说要有“揭疮疤的栏目”，您觉得当下书评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或者说与欧美的差距可能在哪些方面？
　　■沈昌文：我根本不懂欧美的书评界，无从谈起。

　　○木叶：您“退而不休”，后来策划了《万象》，现在还有什么编辑方面的梦想？
　　■沈昌文：照三联乃至商务印书馆的老传统，要把出版单位办成公益性的启蒙事业，例如，出书以外，还办讲座，夜校，函授学校，图书馆，等等。我本人青年自学时从此受益甚多。希望现在有高人为此努力。我自己当然一点也做不动了，只能是“梦想”。

　　○木叶：有人说沈先生是“杂家”的代言人，黄集伟俏皮地说您“最恰切的身份其实是一个‘思想经纪人’”，自己想过这些吗？
　　■沈昌文：只要不把我挤到“文化人”，“思想家”的队伍里，即属大幸。

　　○木叶：很多网友提及沈先生的乐观，但也令人觉得骨子里是悲的？
　　■沈昌文：我觉得自己很乐观。很多不如己意的事，全靠自己加以消解。从小就学会一句老宁波人的口头禅：“除死无大事，讨饭永不穷”。
　　除了六七十年代批判赫鲁晓夫时，我曾经狠批过这种活命哲学，其他年代大多相信。
　　
　　食色
　　
　　○木叶：您谈及王蒙不会吃大闸蟹，五分钟就草草吃罢，那么，您接触到的最会吃的作家是谁？
　　■沈昌文：我无端攻击王兄，罪该万死。王老兄那天吃蟹动作快些，可能不是不会吃，而是太爱吃，而我当时为了省钱，叫的少了。以后有一次，听说基辅餐厅的俄国菜不错，约王老兄去品尝一次。他那天的作为说明对俄国菜的知识十分丰富。他也喜欢那里的goulash。我为了纠正错误，谨推举王蒙老兄为最会吃的作家。

　　○木叶：手艺最好的呢？
　　■沈昌文：等王蒙哪天亲自下厨并请我品尝过后，我再选他。

　　○木叶：据说您曾跟王世襄学过做菜。王士襄、唐鲁孙、蔡澜、沈宏非这些美食家文字和手艺的不同，能简单说说吗？
　　■沈昌文：除王老外，其余各位都不很熟，无法比较。

　　○木叶：无论是您请客，还是别人请客，据止庵讲，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您来点菜，但是点菜的方法不同。有什么秘诀吗？
　　■沈昌文：无非是尽量取悦客人，如果能让对方惊喜，更好。当然，还要不花太多的钱。

　　○木叶：老先生您在文字和美食之外最大的的爱好是什么？
　　■沈昌文：淘旧书，逛马路，做气功，上互联网“潜水”，用MP3听中外老派流行音乐和苏州评弹，看国产警探电视片。

　　○木叶：“不儒雅不清高，整个人暖乎乎兴冲冲，散发着我们宁波汤团的热气。”毛尖如是说，沈先生觉得自己最像哪一种食品或酒呢？
　　■沈昌文：像一碗“俗落羹”。（“俗落羹”是宁波话，我不知道正确的写法。这是把各种剩菜合煮一锅而成的最大众化的食品，过去上海小饭馆有售。我在上海读夜校时，每天靠它过日子。五十年代后，大概上海也没了。）

　　○木叶：您在多处说自己是“知道分子”，而非知识分子。知道分子一说源自王朔，我想听听您和王朔的交往，和对其人其书的看法。
　　■沈昌文：很欣赏他的才华。

　　○木叶：最喜欢的现当代作家和作品是什么？
　　■沈昌文：我不大读中国当代文艺作品，大概自从读《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以后，就没读过什么了。

　　○木叶：跟哪些导演、演员有过交流？有人猜想沈公会喜欢美国大片的。
　　■沈昌文：同演艺界一无联系。美国大片也不看。电视剧只喜欢中国警探片，因为有刺激性，能消磨时间，暂时排除杂念，内容也能理解。偶像是《重案六组》中的那位季大姐，但从来没有见过本人。

　　○木叶：“我就喜欢吵闹的音乐,我不能听贝多芬什么什么”，还提到邓丽君，个人趣味上究竟如何呢？
　　■沈昌文：个人趣味就是：俗，俗，俗。中外的俗都喜欢。中国的周璇、白光、邓丽君、蔡琴，外加沈俭安、薛筱卿（苏州评弹），外国的卡本特、杜那耶夫斯基和爵士乐，等等。

　　○木叶：“卖蔡”起家，最喜欢的漫画家是谁，幾米、朱德庸，还是蔡志忠？
　　■沈昌文：还是蔡。他的文化启蒙色彩特别可爱，让我入迷。
　　
　　在野
　　
　　○木叶：沈公从政入文，对作家当官有什么看法，如王蒙，如铁凝？
　　■沈昌文：当官没什么不好。当官同从文也不见得有不可相容的矛盾。我的老首长，陈翰伯和陈原，当年都是在官位上为文著书的。倒是我辈不在官位的，要体谅他们一些，因为他们说话有时不太自由，比不得我辈在野党。

　　○木叶：李辉说沈先生正因为不研究哪一方面的学问，所以没有太多的局限和门户之见，我觉得这种说法角度好玩。
　　■沈昌文：李先生说的对，我习惯浏览，而不作深究。从根本上说，这也就是浅薄。这当然首先是我的不足，但也不妨解释为当编辑的职业特点，以此自解。

　　○木叶：《读书》作者既有金克木、张中行、柳苏、董桥、李欧梵等，又有很多年轻作者，您有没有“枪毙”过老老少少中谁的稿子？
　　■沈昌文：枪毙过无数稿子，也因此得罪了许许多多文化人。最伤心的是，第一，稿子观点很喜欢，但“文”不足。第二，一时稿太多，用不了。当然，还有是因为“犯忌”的。所以我个人的一条编辑经验是：组稿容易，退稿难。

　　○木叶：八十、九十年代大家才真正记住了沈昌文这个名字，那么您怎么看八十、九十年代和21世纪最初几年的文化？
　　■沈昌文：对于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这些年实在是好年头，我在本质上是歌功颂德派。意见只是前进的步子是不是还可以大些。我们要“拨乱返正”，可是年轻人大概还不知道当年“乱”的实际。总得多出一点书来讲讲，不要什么都不许。

　　○木叶：沈先生有没有一本从小看到今的书，或者就说说今天的枕边书吧。
　　■沈昌文：简直没有。

　　○木叶：鲁迅谈论过北人南相，南人北相，作为生于上海、长期工作于北京的文化人，您怎么想？
　　■沈昌文：年轻时讨厌上海，喜欢北京；老迈后越来越想念上海，受不了那股“京味”。我没法解释其中的因由。

　　○木叶：背一个笔记本电脑，脖子上挂个U盘，骑一辆破旧永久，出入饭局，招摇过市……现在还这么风风火火吗？
　　■沈昌文：当然不能了。现在只能畏畏缩缩地过日子，遇人尽量躲开，在人际交往上越孤陋越好。

　　○木叶：常听人说沈公每天早晨4点钟就开始上网，“沈昌文的一日”如今究竟是怎样的？
　　■沈昌文：还是那样。越来越喜欢上网。在互联网上“潜水”太好玩了，顷刻之间了解了整个世界。还常常去“百度”查资料，来弥补老迈以后特有的“傻冒”。上网累了，做做气功；任督一通，再回到可爱的人间世界。常常上街观察哪里新开了什么饭馆。喜欢打听什么书出了灾难，一有消息，在书店撤架前赶紧多买几本。如此等等。就是绝少发表文字，因为没有任何自信。
　　
　　
　　2008 6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