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园望断



入世

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於1944年，第一任所長是著名畫家常書鴻先生。政權易手的翌年，1950年，中共西北軍政委員會接管該所，改稱敦煌文物研究所，保留原班人馬，仍由常書鴻當所長。

1962年我到那裡時，所裡有四十多個人，分別在研究部、石窟保護部、行政管理部工作。所長常書鴻兼任蘭州藝術學院院長，在敦煌的時間不是很多。

敦煌的日常事務，大都由他的夫人、黨支部書記、副所長李承仙負責。李承仙同時也是研究部主任，管業務，兼管人事、後勤、政治思想工作。

她原先是畫家，在敦煌臨摹壁畫二十多年，精通業務。入黨後當了領導，政治熱情特高，對每個人的要求都很嚴格。是個急性子，心直口快。有什麼事，沉不住氣，馬上就問，馬上就查，喜怒形於色。作為下屬，你可以把她的臉，當做政治氣候的晴雨表，用不著猜悶葫蘆，也難得。

研究所名義上直屬中央文化部，實際上在所裡領導一切的黨組織，是敦煌縣委宣傳部的一個支部，歸敦煌縣委領導。縣上有什麼活動，都要通知所里。所里有一輛中型轎車，我們全體－－黨員和非黨員－－常常坐著它，到二十五公里以外的敦煌縣城去聽各種報告：傳達某個會議精神，布置落實某項政策，動員學大慶、學大寨、學解放軍、學某英雄某模範等等，回來後討論落實，都不打折扣。

我去以前，十多年來，一直如此。所以研究所雖深藏沙海孤島，研究遙遠的古代藝術，卻並不與世隔絕。歷次政治運動：鎮反、肅反、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傾，皆火力充足。有時起步慢一拍，但沒有走過場的。同事們相互揭批，積累下許多過節。表面上謙和禮讓談笑無間，骨子裡都在較勁。

大學畢業不久就去勞改的我，雖有一些別人沒有的經驗，對外間世界卻不甚了了。到這裡，以為是到了世外桃源。面對千壁畫林，古木寒泉，和所有這些溫文爾雅的好好先生，直覺得像在做夢，如墜五里霧中。

一天早晨，經過資料室門前，遇見史葦湘先生。他是所裡資格最老的畫家之一，四十年代就來了。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從美術組調到資料室至今。那天見到我，他熱情招呼，急速忙亂地掏鑰匙開門，同時告訴我他是因為什麼所以來遲了，遲不到五分鐘，並把手腕伸過來讓我看他的錶。從無時間觀念的我沒細聽也不想看，只是傻呼呼笑著示好。他固執地一定要我看了一下，說：“你看，不到五分鐘，是吧！”我連說是是是，不明白是怎麼樣，不是又怎麼樣。

又一天，在林蔭道上遇見考古組施娉婷女士。她和她丈夫、研究部副主任賀世哲兩個，都是軍人出身的共產黨員。在朝鮮打過仗，在大學教過書。覺悟高，見識廣，工作能力強，是所裡的業務骨幹。那次遇見她時，她一手抱著一摞書，一手拖著一根枯樹枝。招呼寒喧後，她說這根樹枝已經枯了，是風吹下來的，她是順便拾的。這不用說，一看就知道。我不明白，這為什麼需要解釋。

像這樣的事，經常都會發生。

每次討論報告，大家發言都很踴躍。學習英雄事跡，氣氛也非常熱烈。有一次學雷鋒，大家全都感動得哭，會議室裡一片唏噓抽嗒之聲。施娉婷、賀世哲都取下眼鏡，默默拭淚。美術組組長段文杰更哭出很大的聲音，哭得眼睛鼻子通紅，頻頻站起來到門外擤鼻涕，擤得喇叭似的山響。我沒見過這陣仗，簡直懵了。下來李承仙把我叫到所長辦公室，說，有人反映你沒有階級感情，學習英雄事跡，別人都感動得哭，你兩只眼睛滑溜溜東張西望。是不是那樣？…是？…那你想的是什麼？後來又有一天，李承仙把我叫去，說，有人反映你到閱覽室看報，總是先看《參考消息》，後看《人民日報》，是不是事實？我說記不得了，我是隨便拿的。她說怎麼每次都是先拿上《參考》？我說《參考》不能看嗎？她說不是不能看，問題是為什麼你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反動宣傳那麼感興趣，黨的聲音到反而不愛聽？這是個什麼問題，你想過沒有？回去好好想想，也別背包袱，以後改正就是了。

沒過幾天，她又把我叫去，說，有人反映你寫反動詩，是不是事實？我沒寫，堅決否認。她拿出一張紙，上面寫著“台宗悟後無來去，人道蒼茫十四年”幾個字，下面寫著發現的時間、地點和作者高爾泰的姓名。李承仙把紙折掉半截，我看不到檢舉者的姓名，但我認得，那是我們美術組組長段文杰的筆跡

兩天前到印稿房印稿，在落滿灰塵的印稿台上，不經意用手指寫了這兩句龔自珍的詩。顯然老段誤以為是我的詩了。我到資料室找了一本《龔自珍全集》，翻到那兩句，給李看。李說，不是你寫的就好，說清楚就好了。你也別怪人家多心，從一九四九年到今年（一九六三年），正好十四年，現在又正好在批判人道主義，人家以為是你寫的，也很自然。你別計較那些個，無則加勉麼。

無則加勉，有則怎麼得了哇！直到這時，我才明白了，史葦湘讓我看表，施娉婷解釋樹枝的來源，以及諸如此類的許多事情，都挺自然挺正常。是我尚未入世，所以才大驚小怪。

後來學王杰學焦裕祿，大家又都哭。我想學學不來，就兩手按著臉，盡量低下頭去。從手指縫裡斜眼窺看別人，發現有好幾雙晶瑩淚眼在閃閃地觀察我。連忙把頭垂得更低，低得都快碰到膝蓋了。


紅與黑

從62年到66年，所裡的業務工作，包括研究、臨摹、考古發掘、編輯出版和石窟加固工程，基本上都是為一項紀念活動作準備。

據唐碑記載，敦煌莫高窟始建於前秦建元二年，即公元三六六年。到一九六六年正好一千六百周年。所裡計劃在這一年，邀請國際國內有關的學者專家和宗教界人士，到敦煌舉行一系列大型紀念活動，以期進一步推動敦煌學的研究。

1964年，報上越來越多地強調階級鬥爭和突出政治。對人性論、人道主義、和平主義、歷史主義、讓步政策、活命哲學、合二為一論、利潤掛帥論、戰爭恐怖論、形象思維論、現實主義深化論、時代精神匯合論……等等的批判，也越來越密鑼緊鼓。中秋節前，常書鴻從北京趕回敦煌，傳達了毛澤東指責文化部和文藝界的兩個批示，召開了一連串的會議，決定紀念活動要突出政治，增加一個大項目：開創一個社會主義時代的新洞窟。

經反復討論，決定利用一個原有的、無壁畫塑像的大洞窟，重新裝修，在佛像的位置上塑一尊毛主席像，像後的正面西壁畫中共黨史，題為“萬水千山只等閑”。南壁畫抗日戰爭史和解放戰爭史，題為“人民戰爭勝利萬歲”。北壁畫新中國的偉大成就，題為“六億神州盡舜堯”。窟頂畫共產主義天堂的美好前景，題為“芙蓉國里盡朝暉”。議決後，常書鴻說，插紅旗要寸土不讓，新洞窟就是一面紅旗，插進這些古老的石窟寺群中，恰好是“萬綠叢中一點紅”。美術組組長段文杰說，這是常所長交給我們的光榮政治任務，我們一定要保證完成。通過創作學習黨史，通過創作提高認識，也是我們思想改造的好機會。

工程大，時間緊。美術組承擔新壁畫創作，任務最重。組會討論時，常、李都來參加。要求用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方法，突出表現黨的偉大。要求有裝飾性，突出壁畫的特點。討論決定，由我先拿出一個小樣，大家修改補充，再定稿。我沒日沒夜地趕了兩個多月，趕出幾幅示意圖。但討論會卻一直開不起來。

李承仙找我談話，說有人要搞垮新洞窟，我們要堅持頂住。這事拖不得，討論不成就不討論了，自己滿意了就定稿，我們再組織人放大上牆。一九六五年一年，我一直在幹這件事，趕出了四壁和窟頂五個小樣。一面牆數百人，動態異而形式一，滿壁生風，也真不容易。然而畫出來，已經沒用了。

一直埋頭畫畫，都不知時移勢易。原來所長辦公室裡，掛著一幅鄧拓手書的贈常書鴻詩：“危崖千窟對流沙，廿載辛勞萬里家。發蘊鉤沉搜劫燼，長將心力護春華”。報上一點鄧拓的名，人們就發現了問題。文革尚未開始，抽調出去搞四清的人都還沒回來，所裡人就自發地起來揭發“常李夫妻黑店”了。天天開會，先是說常書鴻“業務掛帥”、“唯才是舉”，後來連“要把一切暗藏的鄧拓分子統統挖出來”這樣的話都說出來了。

“鄧拓分子”一詞，是發言人賀世哲的發明，可惜後來沒有流行。但是他說的另一句話“打著紅旗反紅旗”，卻同後來流行全國的那句話完全一樣。賀世哲說敦煌研究所不是沒有政治掛帥，而是資產階級政治掛帥。籌備一千六百周年紀念，所有的項目都是黑的，都是宣揚封、資、修，很黑很黑。一看形勢不妙，臨時加上個新洞窟，說的是萬綠叢中一點紅，實際上是打著紅旗反紅旗，更黑了。

說到這裡，文質彬彬的他，突然直直地指著我，說，是紅還是黑，祇要看看新洞窟創作是由什麼人掛帥，就很清楚了。他號召大家“解部麻雀”，先弄清楚這個人的反動本質。接下來大家的發言，矛頭都指向了我。說我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極右分子，夾邊溝逃出來的惡狼，帶著花崗岩腦袋，我來所後寫的文章，都是大毒草。平時一言一行，都堅持反動立場。甚至有人說，我曾經用朱紅大筆，在毛主席像上打了個叉叉。這一條如果坐實，我就夠槍斃的資格了。

我剛結婚，渴望安全，十分緊張。常書鴻不在所裡，急性子的李承仙，這次倒有靜氣，處變不驚，叫我安心工作。她問我新洞窟創作是不是革命文藝？

我說是。她說那就對了，你怕什麼！她說她前幾天和竇明海（酒泉地委書記、四清工作團團長）談過一次，竇說是紅是黑，自有公論，要相信群眾，相信黨。少數人的意見，不代表黨的政策，叫她要沉住氣。她說，本來麼，這還用說。

她的沉穩自信，還有竇的表態，使我安心不少。

一個多月以後，我們到敦煌縣委禮堂，去聽竇明海作報告。一貫笑眯眯的竇明海，這次一臉的殺氣，在講台上揮著拳頭，說要砍黑旗，插紅旗，“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而且特別提到，“要砸爛敦煌文物研究所這個獨立王國”。

我瞟了一眼在座的李承仙，她面無表情。回頭又瞟了一眼坐在後排的賀世哲，他也面無表情。

在回莫高窟的汽車上，除了李承仙和我，大家都很興奮，齊聲地、反復地唱一只歌：
　　　　　革命的風暴席捲全球，
　　　　　牛鬼蛇神一片驚慌……

配合著汽車的顛簸，那“慌”字拖得很長很長，大家的脖子也扯得很長很長。頭一抖一抖的，腳一踏一踏的，動作很齊，踏得車底板砰砰直響，車廂裡灰塵彌漫。坐在我旁邊的所長秘書、幽默健談而善於放聲大笑的李永寧，一面唱一面摟著我的肩膀，按節拍一松一緊一搖一晃，笑得滿臉都是深深的皺紋。


如歌的行板

第一次見到施娉婷這個名字，是在蘭州藝術學院教師宿舍的門上。我想像，這個人一定白皙頎長。後來在敦煌見到她，黧黑矮壯，江湖落氣，總覺得不像。在四十來個人的全所會議上，她埋在靠牆的沙發裡，兩臂交叉著抱在胸前，伸直腿架在沙發前面的茶几上，腳底朝著大家，像一個顛倒的八字。八字左右，分別放著她的眼鏡、茶缸、香煙盒、煙灰碟和筆記本。發言時閉著眼睛，不急不忙，可言辭機鋒百出。批評所裡的工作，尖銳而又雄辯。

她的丈夫賀世哲，倒真的是白皙頎長。帶著大黑邊近視眼鏡，容止若思溫文爾雅有紳士風。總是端坐在會議桌旁，十指修長如音樂家的兩手放在桌上，扶著一個紫砂小茶壺。發言低沉徐緩，用詞平和周延，都是商量的口氣。但觀點與乃妻完全相同，很尖銳。聽他發言，我常想，純綿裹鐵，此之謂乎？

他們都是軍人出身，抗美援朝出生入死，各有不少英勇事跡。後來到大學和研究所工作，教書做學問，也都各有創見，論文深刻嚴謹。但是書卷氣不掩軍魂，骨子裡仍透著一股子大無畏戰鬥精神。婚後沒孩子，精力除了做學問，都用來磨礪思想的刀鋒。讀書觸類旁通，議事明察秋毫，論人入木三分，談笑間常從雞毛蒜皮上升到意義和價值的層次，理論素質如此之好，以致我常常覺得，他們不搞哲學來搞美術史考古，很可惜。

1962年秋天，文化部副部長徐平羽帶領劉開渠、王朝聞等一行十來個人，來敦煌開會，研究石窟加固工程的事。他倆遞交了一份材料，說敦煌文物研究所民主革命不徹底，解放前的所長現在還是所長，舊班底沒更新，黨的政策貫徹不下來，成了沙漠裡的獨立王國。具體事例寫了幾萬字一厚本，要求黨中央派人來，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時機不湊巧，正值短暫的寬鬆期，黨的政策強調團結。徐平羽看了材料，不置可否，在會上要求大家搞好團結，共同前進。此事不了了之，他們陷入孤立。

我是新來的，其中提到的事，除了一件，我全都不知道。那件事使我們成了朋友。他倆要創辦一份雜誌，叫《敦煌研究》，要我給創刊號寫篇文章，叫《敦煌藝術的人民性》。我說我不知道“人民性”是什麼意思。他們說資料室裡材料很多。我說我曾翻了翻，好像談“繼承”的文章，都必談人民性。但是這個詞的意思，從來就沒有界定，它好像是從蘇聯來的，看蘇聯人的文章，好像更糊塗。

那時中蘇交惡的事還沒有公開，施娉婷警告我：這話祇能在我們家說。賀世哲笑道，我倒是很欣賞你這種獨立思考的精神。施說我也是，這不是叫你去到處亂說，小心別人抓你的辮子

這篇文章我終於沒寫，幫他們做了些審稿和編排的工作。但是雜誌也終於沒有出來，因為常書鴻不批准。在寫給徐平羽的材料中，賀、施提到這件事，說常不批准，就是不許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來批判地研究敦煌藝術。我說這祇是推測，假設不等於事實。他們笑笑，說，你不了解情況。

一天，在他們家吃飯，談到夾邊溝勞教農場的經歷，賀世哲說，那是寶貴的人生體驗，很難得的。他說魯迅說過，有兩種人要刮目相看，坐過牢的，上過戰場的，有道理。我說，這話，可不像是你們說的。施說，你已經給我們鑄好了模子了是嗎？拿來看看。我說我不過是覺得新鮮而已。施說，這就是說，你認為我們不該新鮮對吧。我說，你別這樣，何必呢，我沒上過戰場，對付不了。

施說，戰場的景象，你沒法想像。我請她說說看，她說沒法說，只能說個感覺：殘酷。靜場片刻，賀世哲一臉的嚴肅，鄭重地又說了一句，戰爭是殘酷的！我說，是，戰爭是殘酷的。施娉婷說你說這話，同我們說這話，意義不同。就像小孩子說人生如夢，同老頭子說人生如夢，意義不同。我說我也經歷過一點兒戰爭……不是說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嗎？賀說，受政治的影響，不等於你就是投入了政治。我說我說的也祇是感覺。三個人同時，爆發出一陣大笑。

有很多很多年，我都沒這樣笑過了。也許，我從來就沒這樣笑過。

多年沒有工資，到敦煌，每月工資八十三元，除了伙食費，全都寄給母親。賀施一再勸阻，告訴我該寄多少留多少。說那邊夠用就行，你得有個機動：買書、添衣服，置用品，都要錢。糧食定量二十八斤，硬碰硬也不成。還有，你將來總要成家，一點積蓄都沒，行嗎？這些話，同我母親說的一樣，我感到親切。

新洞窟創作陷入困境，他們替我著急，又怪我多事。說這又不是你一個人的事情，你急什麼。我說完不成是我的責任。他們說你既然完不成，當初就不該承擔，承擔了又完不成，怪誰。我說我沒想到會這樣，他們說你應該想到。

我問怎麼辦，他們說很容易：放下就是了。給我說了一段禪宗公案：放下即實地。

找李承仙撂挑子，才知道放不放下，是個站在哪一邊的問題。從這個角度來看，過去許多不明白的事都明白了。以前賀、施挑戰常、李，如同蚍蜉撼樹，大家都疏遠了他們。毛主席責罵文化部文藝界的兩個批示下達後，特別是報上點名批判鄧拓後，大家發現常李地位不穩，賀施有先見之明，又開始向賀、施靠攏。一些平時經常向常、李匯報情況的人，都改為向賀、施匯報情況，或者同時

向兩邊匯報情況。美術組討論新壁畫稿的會老是開不起來，不是偶然的。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遇到無關是非的站隊問題。受常深恩，我不能從眾，除了竭盡全力搞好新壁畫創作，別無選擇。賀不諒解，提出一個“新洞窟創作什麼人掛帥”的問題，我一下子成了眾矢之的，人人喊打。怒火之猛烈，大有要食肉寢皮不可稍待的勢頭。有一種掉在鱷魚池裡的感覺。

後來“文化革命工作組”進所，宣佈我所文化大革命開始，才有了一點點安全感。工作組五個人，其中有兩個現役軍人。在他們的領導下，所裡成立了“文革領導小組”，賀世哲任組長。常書鴻被召回來了，抽調到外面搞四清的人也被召回來了。天天開會，中寺院內貼滿大字報，揪出了一個“常、李、高、王黑幫”。高是我。王是王佩忠，老黨員，所裡的第三把手，前不久揭批常、李，他不遺餘力，不知道怎麼也進來了。

作為打倒常書鴻的突破口，第一個批鬥的是我。重新開始揭發，但都是炒冷飯了。工作組最重視的，是我在毛主席像上劃了個叉這一條。他們當現行反革命案，追查得賊認真。恰恰這一條不是事實，揭發人段文杰的證詞也前後矛盾，工作組定案時，沒寫入這一條。後來大家反工作組的時候，這成了工作組保護階級敵人的一個例子，那是後話了。

接下來批鬥常、李、王。叫我在家寫檢查。我檢查自己的錯誤之一，是反對文革組長，因為他公開場合指控我反動透頂，私下裡卻稱讚我能獨立思考；公開場合批判和平主義和戰爭恐怖論，私下裡卻說戰爭是殘酷的；指控常書鴻不支持他創辦《敦煌研究》是壓制對封、資、修文化的批判，但《敦煌研究》創刊號的內容，全是封、資、修。作為旁證，憶寫了一份創刊號目錄，和每篇文章的內容提要，一并交給了工作組組長、空軍軍官于家聲。

那天晚上如廁，遇到常書鴻先生。說了這事，他大吃一驚，連聲埋怨我太冒失。他說要是抓階級報復，你就成了典型！我想想，也有些怕，頗後悔。半個月後又遇見常時，我告訴他對方毫無反應，看樣子賀是毫不知情，說明工作組不信任他。常說，要是真的整他，也不會祇是因為你那點兒材料，那事情就多了。

又半個月後，八月的一天，開全所會，叫我們四個也去。去了才知道，是要我在會上同賀世哲當面對材料。看得出來，大家同我一樣，毫無思想準備。

但許多人立刻就敏感到了，文革組長同一個已結案的牛鬼蛇神對質意味著什麼。不但紛紛出來替我作證，而且揭發出大量我所不知道的賀的問題。說他是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定時炸彈、赫魯曉夫式的人物……罪名比我的還重。

賀世哲處變不驚，安詳從容。據理力爭，義正詞穩。但說不上幾句，就被別人打斷，一停下又叫他說呀說呀。他先是瞟一下，又瞟一下工作組。工作組始終沉默著，個個臉上沒有表情。他終於緊張起來，頻頻用手指梳理頭髮，動作過分用力。一再取下眼鏡擦鏡片，老擦不完，手也顫抖。我望了望那邊沙發上的施娉婷，她不斷變換著坐的姿勢，左顧右盼，更明顯地透露出，一股子在心底出現的恐懼。

哦，勇士也恐懼。

一絲復仇的喜悅，剎那間掠過心頭，很快就消失了。沉澱下來的，是深重的悲哀，為自己，也為他們。


離人淚
　　

十月下旬的一天，又叫我們參加會議。會場布置得很隆重，大紅布橫幅上，剪貼著十五個白色的宋體大字：“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大會”。毛像兩邊，各有幾面紅旗。在座的還有幾個陌生人，估計是什麼上級。

會一開始，工作組于組長就宣布了對我們的處理：常書鴻戴“反革命”帽子，開除黨籍、開除公職、留所監督勞動；李承仙開除黨籍、工資降六級；高爾泰工資降三級；王佩忠工資降一級、留黨察看；賀世哲不予重新登記（清理出黨）；施娉婷和其他幾個人免於處分；還有幾個受了批判的，不算犯錯誤，放下包袱，輕裝前進。

他說，黨的政策是批鬥從嚴處理從寬。這是一個勝利的大會，團結的大會，標誌著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新生。現在我們可以交班了。我們走後，大家要團結在以何山同志為首的文革領導小組周圍，緊跟黨和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奮勇前進

何山是中央工藝美院壁畫系的學生，畢業分配來所不久，鬥爭性強，火線入黨，取代賀世哲，當了我所文革組長。他說，我們所現在已經回到了社會主義的軌道，今後一定要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把毛澤東思想千秋萬代傳下去。

會議氣氛熱烈，大家紛紛上台，道忠心表決心，笑口高張，淚濕衣袖。我有點納悶兒，幾次掃院子經過閱報欄，好像北京那邊早已在趕工作組了，這裡卻又這樣，不知道是怎麼回事。看著幾家歡樂幾家愁，想起幾個月前，那次聽完竇明海的報告回來，他們在汽車上唱歌的情景，仍有毛骨悚然之感。結局如此，也可堪慶幸了。

工作組走的那天，我們正在下寺割草。汽車從上寺下來，開得很慢很慢。

車子兩邊，擠著三十多人，個個伸長手臂，側身挪步，爭相同車上的人握手說話。握上的手，久久不放。要說的話怎麼也說不完。說完了還要再說，和這個說了又和那個說。旁邊的人也爭著說。七嘴八舌，推推搡搡，趔趔趄趄跟著車走。車上五個人，都半個身體趴在車窗外，兩臂抻得很長，在眾多幌動著的手中握一會兒這個又握一會兒那個。這只手被抓住不放，那只手又抓住了另一個人的手。同時聽幾張嘴說話，都不知能不能聽清。

這樣車子和人群一同，徐徐向前移動。走了很遠很遠，直到出了山門，快到防風林了，才冉冉加快速度，揚起塵土。塵土裡人們開始小跑。愈跑愈快，終於跟不上了，車子絕塵而去，才紛紛站住，喘著氣，揮著手帕，翹首眺望。

直望到塵土消失，茫茫戈壁上祇有雲影的時候，才黯然往回走。經過身邊時，都沒看見我們。一個個眼睛紅腫鼻子通紅，臉上閃著淚光，無語抽嗒。

工作組走後，我們被送到農村勞動，在農民家中吃住，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冬季日短夜長，農事無多。晚上到大隊部文化室集合一陣子，就著飄搖的風燈，讀毛語錄，聽支書訓話、隊長調度，唱“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散了會就回冢睡覺。因為到處都很冷，祇有炕是熱的。這樣一天天過著，都不知天外有什麼滄海桑田。盡管刀光劍影記憶猶新，也都像是另一個世界的事情了。

年底突然來了車子，拉我們又回到莫高窟。一下車就看到，兩派對罵的大字報重迭覆蓋，語言如火如刀。一派以何山為首，叫“革聯”，一派以另一個工藝美院畢業生樊興剛為首，叫“革總”。雙方互相比賽忠於毛主席，互相指責對方反對毛主席，勢如水火，誓不兩立。據說文化革命工作組執行劉鄧資反路線，破壞了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所以對立雙方，又一致地都反對工作組，都刷出大字標語“強烈要求把工作組揪回來批鬥”。

個人的大字報更強烈，特別是那些工作組最信任、最喜歡、跟工作組跟得最緊的人，都說是“肺都要氣炸了”，要求“油炸***”、“砸爛***的狗頭”“把***剝皮火燒”。這些***都是工作組成員的名字，想起幾個月前他們送別那些人的情景，我真的懵了。

兩派分別貼出大字報，勒令常、李、高、王四個階級敵人，祇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號召其餘被批鬥者起來革命，揭露工作組的滔天罪行。這個敵我界線是怎麼劃的？為什麼敵對雙方那麼一致？我都不知道。賀世哲一回來，就成了“革總”的領袖。他依舊那麼溫文爾雅，容止若思，從不使用暴力語言，有儒將風。眾人信報，令出必行，大大壓倒了何山一派“革聯”。

工作組的人早已回了各自的單位，沒法揪。我們四個，成了兩派共同的敵人，被輪流抄家輪流批鬥。過去是文鬥，現在是武鬥。兩派比賽革命，同時也就是比賽仇恨，比賽誰打人打得更兇。常書鴻、李承仙經常被打得血淋淋地滿地爬。打他們打得最兇的，恰恰也是那些他們從前最信任、最喜歡、跟他們跟得最緊的人。


牛棚志異
一

那些年所裡亂得翻天，都搞不清發生了些什麼事情。牛鬼蛇神沒有信息來源，坐井觀天，更是眼花繚亂。兩派鬥爭，弱勢的革聯戰勝了強勢的革總。常常出現新面孔。軍宣隊、工宣隊、農宣隊、支左部隊、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來來去去，都不知孰先孰後誰是誰。兩派革命群眾出去串聯，外地的紅衛兵進來串聯。越串聯越鬥得兇。以為是你死我活了，卻又“實現了大聯合”，成立了“革命委員會”。以為總算有了秩序，卻又更亂了，出現了更多的階級敵人，要來個“清理階級隊伍”……帽子五花八門。常書鴻叫走資派、三反分子；李承仙叫地主婆；樊興剛叫壞頭頭、現行反革命；賀世哲叫漏網右派、搖羽毛扇的人物、翻案派；施娉婷叫變色龍、小爬蟲；史葦湘、李其瓊、孫儒澗和我一樣，叫老右派；李貞伯有海外關係，叫特務；段文杰有斷袖之癖，叫流氓，又曾脫黨，叫叛徒。其餘諸公，或為反動權威、或為文藝黑線代表人物，或為歷史反革命，或為階級異己分子，或為經濟犯罪分子，或為國民黨的殘渣餘孽、地主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各得其咎。

除我們四個以外，他們在進牛棚以前，都參加過“大串聯”，到全國各地跑了一趟，累得半死。那時不得不去，現在人家問他們為什麼混進串聯隊伍，搞什麼反革命串聯去了。並要他們按里程退還“國家的”火車票錢。沒工資，從生活費中分期扣除。

牛鬼蛇神分男女兩批，在兩處集中居住。其中有好幾對夫妻。除常、李，賀、施以外，尚有孫儒澗夫婦，張峨沙夫婦，萬庚育夫婦。他們每天可以在一日三次的“請罪”、吃飯和晚上“政治學習”時見一下面。如有外頭的紅衛兵來串聯，必開鬥爭會，那就免不了要彼此看到對方挨打了。

一日三餐飯前，我們在食堂毛主席像前集合。排成兩行，齊聲背誦毛語錄，“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人民大眾開心之日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他們人還在心不死”等等之類，約十數條。然後向毛像三鞠躬，同時大呼三聲“向毛主席請罪”。常書鴻不能站立，跪著叩頭請罪。在我們身後的六張圓餐桌上，有些革命群眾在吃舨。早上請罪畢，就圍到管生產的孔金桌邊，聽他分配一天的勞動任務。

晚上八點，再到飯廳集合，學毛選，互相揭批。起初，打人的和被打的坐在一起，頗尷尬。當著被打者的面罵自己反動，更難啟齒。時間長了也就皮了，不在乎了。但攻防之間，也頗費精神。兩個多小時下來，都很累。

睡下以後，汽車司機王杰三常來叫我們去卸車。有時他去拉煤，後半夜才回，要我們卸完煤，把車子打掃擦洗乾淨。我們睡不到覺，第二天還得按時起床幹活，很難受。有一次大家建議他通過孔金統一安排任務，他眼睛一瞪，說，通過他幹嗎！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你們知道嗎？天天學毛選，咋學的？！


二
　

其實除了他，別人有什麼事，也愛叫我們做。電機房工人候興，是所裡學毛選的標兵，為證明工農兵無所不能，用雕塑室的材料，在院子裡塑了一尊“毛主席像”。連底座高過三米，立正姿勢，肩平體直如五根圓柱，上三下二垂直并立。對稱地分貼在兩邊腿上的手指亦等粗等長。頭略似毛像，但小如籃球。腳手架一拆，見者駭然。完了把我們通通叫去，輪流給此物噴漆。噴漆機銹得很緊，壓起來很吃力。每人祇能壓五六下，力氣小的祇能壓兩三下。我們二十幾個圍著那物站成一圈兒，順時鐘方向徐徐移動，輪流壓。常書鴻不能站立，跟著爬，輪到他時，也壓一下。候興拿著噴槍上下梯子，兩眼放光，時不時大吼：“鼓勁壓”！顯然體驗到了，作品出世的快樂。他噴了一層又一層，轉身時噴槍偶或掠過我們，在我們身上、頭上或臉上，留下薄薄一層水洗不掉的小白點。我用上衣包著頭，從一個小孔裡看世界，看那些海內外知名的藝術家們彎腰低頭鼓勁努力的樣子，像看西洋景。


三
　

這幾年我一直在看西洋景。不光是有趣的事兒多，這些事兒也拉開了我同環境的距離。起初我是當事人，眾矢之的，革命舞台上不可缺少的配角。後來主角們打起架來，把配角撇在一邊，我就變成了局外人，得以觀戲。

開頭，只有我一個敵人，其餘都是人民。後來，揪出的人越來越多，我們的隊伍一天天壯大，由一個增加到四個，再由四個增加到二十五個。請罪的隊伍浩洗蕩蕩，超過了所裡人數的一半。

敦煌縣成立革委會那天，城裡召開萬人大會。把我們也拉去，同全縣的階級敵人一起，戴高帽，掛黑牌，站在司令台兩邊示眾。長長的好幾排人，高帽　的森林，郁郁森森。我們這一排裡，除了常、李、賀、施，還有酒泉地委書記竇明海，敦煌縣委書記王占昌，以及一大批黨政官員，看到他們都成了我的同類，我有一種怪異荒誕之感。

台上的人講話，都無不口口聲聲，要把我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叫永世不得翻身。但我知道，這已經做不到了。打擊面如此廣大，“萬人叢中一身藏”，我有一種安全感。相信自己的命運，不會比一個此刻正塞滿廣場、擠坐在黃土地上朝我們揮拳頭喊口號的人民群眾，更壞到哪裡去。

我想，如果林彪周恩來也像劉、鄧那樣倒掉，讓紅太陽臍脂自燒，說不定除了安全，自由也可能來到。

那天天氣很好。紅旗飄飄像海濤，千萬人的呼聲地動山搖。我“眾中俯仰不材身”，做著美麗的白日夢，居然也感到了，一種節日的喜慶。


四

形勢莫名其妙，祇有不聞不問。反正叫咋咧就咋咧，等待處理就是了。政治學習完了，回去也就睡了。

有一陣子，常常半夜五更，被外面的鞭炮聲和鑼鼓聲驚醒，那是革命知識分子們在慶祝和宣傳毛主席發表“最新最高指示”。最新最高指示，有的叫他們到農村落戶；有的叫他們到幹校改造；有的叫他們把被他們打倒的老幹部結合進新的領導班子……。這些“特大喜訊”，使他們歡欣如狂，敲鑼打鼓放鞭炮，又唱又跳。

為了緊跟，為了別人都能緊跟，要盡快使它家喻戶曉。什麼時候從收音機裡聽到，就什麼時候慶祝宣傳，分秘必爭。由於本地和北京的時差，他們常常在深夜裡互相叫醒，飛快地起來行動。

有一次凌晨兩點，我們正在卸煤，他們慶祝宣傳的遊行隊伍從不遠處經過。兩個人抬著一塊黑板，上書最新最高指示，走前面。幾個人敲鑼打鼓走後面。再後面十幾個人跳著《忠字舞》跟進。黑暗中看不清舞姿，隱約像是京劇裡的跳加官。配合著鼓點，舞曲的節奏似乎更為急促：
　　　　　忠忠忠、忠忠忠、忠於毛主席
　　　　　無限無限無限，永遠永遠永遠
　

每過六七十米就停一下，鑼鼓歌舞齊息，一個人用手電筒照著黑板，把上面的字大聲念一遍。然後一陣鞭炮，同時鑼鼓齊鳴，隊伍繼續前進。這樣停停走走，從中寺出發，上寺轉一圈，然後到下寺，再轉回來，起碼得兩三個小時。我們卸完煤回去，睡下以後才聽到，隱隱然有鑼鼓聲自下寺而來，愈近愈響。

我納悶：那些地方根本沒人，夜靜山空，林深石黑，他們去向誰宣傳？枕上琢磨，這必是上頭的統一安排，城市農村都執行，他們不敢打折扣，所以就樹林裡轉了一圈。我想像，那些夜遊的小動物，狐狸呀，跳鼠呀，貓頭鷹呀什麼的，在驚逃到安全的地方以後，轉過身來，側著腦袋觀察這驚天動地的一群，於無聲處，一定也同我一樣，納悶兒捉摸不透，他們是什麼意思。


五

按照最新最高指示，敦煌文物研究所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因無老幹部可以結合，主任暫缺。原文革組長何山當了革委會副主任，領導一切。從此所裡的全部工作，除繼續搞運動，“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以外，就是“三忠於、四無限”、“抓革命、促生產”，“備戰、備荒”迎九大。

所謂“三忠於”，是“忠於共產黨的領導；忠於毛澤東思想；忠於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所謂“四無限”，是“對毛主席要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崇拜、無限忠誠”。這項活動是儀式性的。他們把會議室四壁漆成橙色，東牆上畫了個紅太陽，放毫光。太陽上畫了個毛頭像，軍帽紅領章。下面

一排向陽花托著三顆紅心，三顆紅心上寫著三個黃“忠”字。每天早、晚各一次，他們在這裡集合，立正，手捧紅寶書（緊貼心臟部位），面對黃“忠”字，齊聲大喊：“敬祝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導師、偉大舵手、毛主席萬壽

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連喊三遍畢，再三遍敬祝林副統帥永遠健康，然後唱語錄歌，朗誦語錄，學毛選。今天該做什麼？從毛選尋找答案，

也就是向毛主席請示。這個儀式的名稱，就叫“早請示”。

下來“抓革命、促生產”，辦案的辦案，消毒的消毒，事務繁忙。敦煌的宗教文化，是毒害人民的鴉片，留著就得消毒。消毒就是革命，也是生產。做好消毒工作，就是對“九大”的獻禮。大家把許多纖維板裁成報紙般大小，釘上邊框漆成紅色，再用黃漆宋體字寫上毛主席語錄，掛到洞子門上進行消毒。
　　　
洞窟數百，工作量極大。語錄不是從語錄本抄的，是直接從毛選裡找的，有針對性。比方針對254窟的薩朵那伺虎圖，選了“要學景陽崗上的武松”那段話；針對285窟五百強盜成佛圖，選了“看看他的過去就可以知道他的現在”那段話。為要選得合適，

他們反複讀毛選，反複討論。為確定哪一條更適合哪一個洞，有時吵得面紅耳赤，務必讓將來的參觀者進洞之前，先打個有效的防疫針。

我去掃洞子，看到洞門上這種做工精細的語錄牌慢慢增加，很佩服他們的細心和耐心。當然重複之處，牽強附會之處，甚至牛頭不對馬嘴之處，也還是很多。這不能怪他們，壁畫豐富，毛思想貧乏，能夠做到這樣，已極難能可貴了。


六

所裡的日常工作，還有一項“備戰”。這項工作我們有份，挖防空洞的事全是我們的。他們每天下午，進行民兵操練，也很緊張。下班前還要到會議室，向毛主席像匯報一天的工作。這項儀式，叫“晚匯報”。

“晚匯報”的程序，和“早請示”相同，只是學毛選一項，改為交流學習心得。早上學的，用了一天，有什麼提高？什麼成績？遇到什麼問題？發現了什麼敵情？哪些事沒做好？要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這些節目做完，往往晚飯時間已經過了很久，牛鬼蛇神們早已做過請罪儀式，吃過飯，準備晚上的政治學習了。

那年冬天，進山開荒回來，我除了掃洞子，還得給所裡的伙房備水。每天清早，挑著水桶，帶著鎬、銑、纖釬，到樹林外的冰河上破冰取水。當冰河和它對面的雪山，依次從黎明前的藍色變為紫羅蘭色再變為銀紅色的時候，我就把伙房的水池子挑滿了。鬍子眉毛和帽沿子上結滿冰花，渾身上下熱氣騰騰直冒汗。坐在爐子跟前烤一陣子，鎖上門，把鑰匙送還管理員，才進洞去。管理員在會議室參加早請示。門窗緊閉的會議室裡，爐火通紅熱霧蒸騰，滿屋子人擠人，一片朦朧。我一敲開門，就爆炸出一團團炎熱酸臭、飽含人氣煤氣香煙氣和強烈油漆味的雲團，濃得化不開，像固體一樣。

每次，當門又關上時，我都要一下子跳開，心裡想 幸虧我不是革命群眾。

韩 学 本


　 一

　　韓學本身體單薄，面皮白淨。手指纖細修長，戴一副深度的近視眼鏡。中山裝，黑布鞋，永遠乾乾淨淨，文質彬彬。

　　不抽煙，不喝酒，不喜歡周旋應酬。許多人都說他是書呆子。他也確實愛讀書，一編在手，與世無爭，你幾乎感覺不到他的存在。打五七年從蘭州大學畢業，留校任教，教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至今，已經三十多年。不管政治上有怎樣的風雲，他都能安全地度過。娶妻，生子，入黨，從助教、講師、副教授一直升到教授，人生的河流像油一般的平穩。這可不是一個書呆子做得到的。

　　文革中揪“白專典型”、“反動學術權威”，他也曾挨了一陣子批鬥，油河上蕩起波瀾。書讀不成了，就革命。那時革命隊伍分裂成兩大派，真槍實彈，仗打得緊。他當了一派的“作戰參謀部部長”，運籌帷幄，軍令如山，居然幾仗下來，使這一派反敗為勝，叱咤風雲。人們目瞪口呆之餘，才知道這個手無縛雞之力，影子一般無聲無息，走路都要貼著牆根的人物，並不是很好欺侮的。

　　這麼玩兒了一陣之後，回到蘭大校園，依舊無聲無息貼著牆根走路，依舊一編在手與世無爭。遇見以前在鬥爭會上打罵過他的人，文雅地笑笑，好像什麼也沒有發生。歷史系一位老教授遇見他，翹起大姆指，說，你可真是能文能武，“靜如處女動英豪”呀！他還是文雅地笑笑，搖搖頭，像是碰到一個幽默。

　　蘭大的政治氣氛，特別的封閉保守。五十年代的校長陳時偉，和他的妻子、化學系系主任左宗杞同被打成右派，死在酒泉夾邊溝勞教農場。六十年代的校長江隆基，文革中被揪鬥，被人用鐵釘釘進腦殼而死。類似的情況，各系都有，文科尤多。日久形成一個極左的傳統。校園裡學術空氣愈來愈稀薄，文革後期，同一個行政機關差不多了。老韓一回家就閉門讀書，幾乎足不出戶。好在他和夫人何鳳仙（師大中文系教授）兩個人文革前買的書，合起來有幾萬本。在那個書店裡空著書架，圖書館被洗劫一空的年代，可以救個急需。

　　一九七七年，全國“撥亂反正”，各高校的教學和研究又得要上馬。破壞得特別嚴重的蘭大，百廢待興。最是哲學系，師資凋零，課開不出來，許多專業缺如。要重建，等於白手起家。他臨危受命，當了系主任、總支書記。先是到北京、上海、廣州、武漢等地跑了一圈。摸索了一下當時的國內外哲學動態，比較了幾個主要高校哲學系的情況。回來想突破以馬哲史、西哲史、中哲史為經，唯心和唯物鬥爭為緯的模型，把“科學哲學”作為重點。

　　他對反對者說，唯心唯物的觀點，不是馬克思，而是列寧強調的。日丹諾夫以後才寫進哲學教科書。那時可以無視質疑，現在不行了。比如量子力學，你能回避嗎？我們祇有回到馬克思，才能面對新問題。說到新問題，什麼費耶阿本德，什麼波普爾，什麼“證偽”，什麼“試錯”，把老教師們嚇得一楞一楞的。同時爭取撥款，採購圖書，補充設備，培訓師資，開發資訊，拓展交流渠道，指揮若定。一下子就把架子搭起來了。

　　我同他素不相識，在酒泉接受勞動改造，已經好幾年了。地方既偏僻，信息更閉塞，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他以前讀過我的文章，也聽說過我的遭遇。那年冬天，坐了兩天一夜的火車和汽車，趕到酒泉，又步行二十多里，在幹校的田野上，同胼手躓足滿面風塵的我，談了兩個多小時。凍得面皮青紫嘴唇發抖，連水都沒有喝上一口就走了，在沙路上留下長長一連串足跡。

　　第二年，一九七八年春天，他在校長辛安亭先生的支持下，把我這個當年的“極右分子”，調進了蘭大哲學系，主持美學專業。

　　這件事成了新聞，在蘭大引起反彈。社會上也議論紛紛。我的原單位敦煌文物研究所寫信給蘭大，說我極端反動不可使用。甚至蘭州軍區政治部主任李磊，也知會蘭大黨委，改革開放不要走過了頭。所有這些壓力，都集中到他的頭上。他都頂住了，說，出了問題我負責。


　　二

　　那時調進蘭大哲學系的“右派”，不祇我一個。還有楊子彬、張書城等好幾個人。這些人的調動，當時叫“歸口”，意即落實政策以後回歸到原來的專業口。那陣子各級政府除了“落辦”以外，還有個“歸辦”。這兩個地方的人都煩他。學校裡的行政幹部們也都煩他。我們這些人進校以後，什麼都得向學校要。大至分配住房，小至借個床板桌椅書架，都很費周折。他怕我們受欺侮，事無巨細，都要幫我們跑。自稱老蘭大，熟門熟路，實際上他去了也不一定解決問題。有時爭吵得面紅耳赤，結果一無所得。他為此對我們感到抱歉，我們也為此對他感到抱歉。

　　不全是幹部們刁難，客觀上也有困難。浩劫方過，什麼都缺。後勤工人沒情緒，修補速度跟不上。登記排隊沒個限期，也祇有等待。我接受友誼賓館的條件，給他們畫了幅油畫，雪山風景，5:3公尺，換得在那裡免費吃、住半年，解了燃眉之急。客房裡有套間和浴室，他常來洗個澡，聊一點兒天，住上一晚。

　　那天他半夜才來。捧上一杯茶，往沙發裡一埋，說，忙得都快異化了，這才復歸自我。問他忙什麼，他說跳加官。最怕周旋應酬的他，這些年周旋應酬最多。最近又被蘭州軍區政委兼司令員蕭華纏上，給他們開辦了一個“軍、師級哲學講座”。充當唯一的主講人，每個星期去炒一次炒了幾十年的冷飯，並成為這個那個將軍家裡的座上客。“唱罷大雅唱衛風”，難受死了。

　　我安慰他說，你是你，所以才難受。難受不是異化。難受了就不異化了。要是高高興興，受寵若驚，那就麻煩了。他說，不麻煩，那就好了。許多人過得快快樂樂，我羨慕。我說，是，我也羨慕。他說真的嗎？那麼我問你，你寧願做一只快樂的豬，也不願意做一個痛苦的人嗎？我說話都被你一個人說去了，我還能說什麼呢？他大笑。我從沒見他這樣笑過。心想他可能在蕭華家裡喝了一點兒酒。似乎也聞到了一點兒酒氣。

　　他說最近他給學生開了一門選修課，“早期馬克思”，著重講《經濟學…哲學手稿》，很受歡迎。開頭學生很少，後來越來越多。我對此很感興趣，想什麼時候，也去聽聽。我告訴他，在馬克思的書中，我最喜愛的，正是《經濟學－哲學手稿》。當年去勞教，帶了一批書，都被沒收了，祇有這本小冊子，因為是馬克思的，得以留下。有空時，沒別的可看，抓來抓去都是它。在那個特殊的環境裡看，感觸特別深。每次重看，都有新收獲。後來到五七幹校，還偷偷摸摸寫了篇《異化現象近觀》，試著用這個概念工具，剖析當代中國。說著就翻箱倒笥，找出來請他給看看。

　　幾天後他來時，憂思重重的樣子。說，稿子我看了。你火氣太大了，膽子也太大了，真替你擔心。這篇東西，你再不要給別人看了。任何人都不能給看！知道了嗎？（我唯唯）記住了嗎？（我唯唯）。說著把稿子交給我，叫收好，千萬別丟了。說要是丟了，那就吃不完兜著走，沒人救得了你。坐下來，喝了幾口茶，緩和些了，他說，我發現你這個人，有些好走極端，思想偏激，情緒化的東西很多。做學問麼，怎麼能這樣！我無言。他望著我，問怎麼不說話。我叫他說下去。　
　
　　他說他所理解的“異化”，不光是存在和本質的分離，也是一種意義的失落。關鍵在“意義”。意義等於自我。所謂失落感、無力感等等，實際上也就是個體對於無意義的體驗。問題在於，在這份手稿裡，馬克思提出了一個人生的意義問題，但卻沒來得及回答，留下了一塊空白。那以後，直到《資本論》，馬克思終其一生，都沒來得及填補這一空白。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不但不去填補，反而把學說弄成了一個包羅萬象的東西。這是現在我們的哲學研究上不去，祇能炒冷飯的原因，間接地也是造成許多人信仰危機的原因。

　　我說你想填補空白，是嗎？他說這是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責任。我說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完整的體系，空白都在馬克思主義之外，你要填補，你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了。我說人生是一場短暫的飄泊，所以意義才和自我同一。所以任何一種用整體來否定個體、用共性來否定個性的學說，包括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的儒學，都不談人生的意義，用談論責任、義務、社會關系倫理道德來代替。這絕不是偶然的。要說這是空白，也祇能算是邏輯體系上的結構性空白。或者說空白是體系結構的組成部分。所謂“當其無，有輻之用”，你要填空，等於拆幅，那怎麼能行？

　　他微笑，搖頭。說，他所說的意義等於自我，和我所說的意義與自我同一，不是一回事。正因為個體自我是短暫的飄泊，所以它祇有作為族類存在物，才有過去和未來，才有廣延量和能場，才有意義。這是一個大我和小我的關系問題。大我賦予小我以意義。小我也祇有在同大我的聯系之中，才有可能獲得意義。所以說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責任、道德、社會貢獻、發明創造等等，作為個體和整體聯系的渠道，也是個體自我實現的途徑。費希特把與世隔絕的孤立的個人稱之為“非人”，這個觀點，是馬克思能夠接受的。

　　我說，你這是把形而下的變成形而上的，把第二國際的經濟實證論變成哲學。整體有很多層次，家、國、教派、物種都是。而那個超越時空的整體的整體，則是虛無。所以在終極意義上，祇有個體才是實體。人生的意義，也祇能植根於個體。它是被創造的，不是被賦予的。帶著願望和情感，無須誰來批准。用佛家的話說，它是活在當下。當然，是以超越當下的形式。這個形式，作為創造物，可以是互相認同的坐標，但認同的結果，是形成不同的文明，而不是形成客觀上的終極規範。

　　他問我美和醜有區別麼，善和惡有區別麼，得失有無進退成敗有區別麼，殺人偷盜強奸詐騙是好事還是壞事…一連串的問題，都不等我回答，接下去就說，什麼規範都不承認，這就叫虛無主義，這就叫極端的個人主義。這兩樣東西是通在一起的。說時語調平靜，但白淨的臉上，泛起了淡淡的紅暈。從而我知道了，這個人雖然思想開放活躍，求知欲很強，對我們這些人很尊重也很愛護；雖然關心潛科學，嚮往自然與人文的互動，也熟知愛因斯坦和哥本哈根學派的爭論，卻仍然是個馬克思主義者。


　　三

　　那年年底，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要借調我到北京工作，蘭大黨委不同意。老韓主張放人，我得以成行。他是為我著想，說那邊資料多些，信息流通些，文化環境也好些，去了對發展有利。埋沒了那麼多年，該去闖一闖了。臨走時，他囑咐，那是個漩渦的中心，去了要特別小心。你搞你的美學，不要多管閑事。那篇什麼近觀，再別給人看了。什麼時候不順心了，你就回來吧。說時，一臉的憂思。

　　我沒聽他的話，到北京後不久，就在社科院內部刊物《未定稿》上，發表了《異化現象近觀》。發表後寄了一份給他，附言道：骨梗在喉，不吐不快，懇請諒解。

　　他收到後，寄來一篇文章，題為《費爾巴哈的異化觀對青年馬克思的影響》，說是要交換交換意見。我把它推薦給《國內哲學動態》，不久就發表了。讀者反應熱烈，有叫好的，也有批評的。批評者說他太正統，“比盧卡契還左”。他來信表示，對於“正統等於左”的公式，很不以為然。

　　接下來，《未定稿》主編林偉被撤職。原因之一，就是發表了我的《近觀》。他聽到消息，來信說，現在不比以前，整肅限在黨內，你不是黨員，不要緊張。要是有什麼麻煩，你就回來吧。我已處境不妙，面對不可知的命運，想到遠方還有那麼一頂小小的保護傘張在那裡，心裡也踏實一點。

　　八二年我被趕出北京，又回到蘭大時，他已因發表異化文章，拒絕檢討，被解除了哲學系系主任和總支書記的職務。心臟病發，在蘭州醫學院住院。我走進病房時，他正斜倚著枕頭，望著窗外寸草不生堆滿雜物的小院子發呆。蒼白清　的臉更加蒼白清　，透薄修長的手更加透薄修長，藍色的血派清晰可辨。床頭櫃上，放著藥瓶茶杯，還有一本打開的、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黑邊框的眼鏡，放在書頁上。

　　我說，這麼傷腦筋的書，能看麼？他說沒事兒，拍拍床沿，讓我坐下。握著我的手，說我頭髮又白了許多。問他怎麼樣，他說沒事兒，住在這裡，半是養病，半是逃難，免得麻煩。感覺到他手上的力氣，和聲音裡的底氣，反應的敏捷和思路的清晰，我放心了。

　　我為發表了他的文章向他道歉。說以為是正統，發出來有利，沒想到反而害了你。他笑了，說，正統不正統，他們弄不清楚。主義祇是手段，權力才是目的。這就叫政治。你看那些上層代表人物的所謂“觀點”，有哪一個深刻到值得討論的？解放派也罷保守派也罷，都是些各有靠山的官兒，誰是誰非要看站在哪一邊，局外人摻和個什麼？做學問的和做官的，認真的和玩兒的攪在一起，能弄出個什麼名堂來呢？

　　我問他還研不研究異化，填不填補空白了？他說當然要。不管那些個，我走我的路。沒有對於現實政治的人文超越，就沒有學術。他說他已經計劃好了，要寫一本關於《手稿》的專著。我勸他先沉住氣，把身體養好再說。他說沒事兒，能做多少做多少。

　　我想，能走自己的路，也是一種福氣。

　　一九八三年的“清污”運動，矛頭指向人道主義和異化理論，我的五篇文章（《異化辨義》《異化及其歷史考察》《異化現象近觀》《關於人的本質》《美的追求與人的解放》）受到批判，成了整肅的重點。中央點名，地方加碼，蘭大再加碼，不讓上課，不讓帶研究生，不讓發表文章、出書。已出的一本，也被毀版。走不成自己的路了，精力都用來自衛。很羨慕老韓，真能“不管那些個”，一心讀書。

　　幾個月後，不知道形勢發生了什麼變化，運動忽又莫名其妙地中斷了。胡喬木打電話給甘肅省委書記劉冰，叫別把我怎麼樣。校黨委找我談話，傳達這個“中央首長的關懷”，讓我恢復上課。我同意復課，但要求他們先為停課道歉。他們不肯，去找老韓，要求老韓出面，說服我無條件復課。他們說在當時的形勢下，停課是對的。現在是新形勢了，復課也是對的。要求道歉，是無理取鬧。老韓問，為什麼你們自己不說。答曰說了他不聽。老韓說，你們不管怎麼樣都是對的，永遠對。人家不管怎麼樣都是錯的，永遠錯。這種話，不管誰說的，都不會有人聽。

　　他們沒道歉，我也沒復課，離開蘭大，到了成都。聽說他一直在抱病寫書，一天到晚泡在圖書館裡，連中午飯都難得回家去吃，很不安。寫信去勸阻，都沒回信。兩年後，收到他寄來的一大包書稿：《“經濟學──哲學手稿”論析》，要我給寫個序言。那時還沒复印機，都是他親自手抄，四十萬字一筆不苟。附信中說，知道你看法和我不同，批評反駁都可以，這也有利於推進研究，不要客氣。

　　這是我國第一部系統地論述《手稿》的專著，出版後反響熱烈。它從紛繁的資料中理出了一個異化概念發展的脈絡，比較了這個概念的幾種現代形態。在厘清了──例如海德格爾的倫理學本體論，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心理論，東歐人文學派的客觀關系論…等等異化觀的異同，抓住了這個概念的核心意義以後，再返回馬克思，分析它在《手稿》中和在馬氏後期著作中的幾種用法。不但為馬克思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也為異化研究，提供了一個可以用統一的邏輯，來概括許多不同資料的出發點。我的印象是，他比別的馬克思主義者，更接近了馬克思。

　　在序言中，我說，一般人出書，都要請名人作序，抬高身價，拓展銷路。像作者這樣，找個小人物，還教指出錯誤，我沒見過。從這一點，可以看出他的人格和風格，他的治學態度，他的自信，他的真誠，以及這本書的貨真價實。我說的是真心話，但是祇說了一半。沒說出來的一半是：想起他的初衷，仍不免有一絲遺憾──他終於沒能找到，那開啟意義之門的鑰匙。仍然沒能填補，他自己信仰中的空白。

　　這也難怪。說到底，迄今為止，除了宗教家，有誰敢說，他知道人生的意義？

　　這些年來，他一直在閉門讀書，為現象學的流動無形感慨，為工具理性和本質主義的語義混淆犯愁。前幾天收到他的信，把政府的腐敗，社會上人文精神的衰落，大學校園和科研機關裡的勾心鬥角，連同西方國家的技術異化和工業東亞的社會異化，一股腦兒都說成是歷史的生產性開支，是人類為實現個體和整體、存在和本質、對象和自身統一所作的反面準備。他說，“我就是不相信，世紀末的時尚－－後學解構潮流發給虛無主義的通行證，能夠永遠有效”。大哉斯言！

老 实 人

　
　　一

    第一次見到他，是一九七八年，在蘭大哲學系。

　　那時浩劫方過，為重建校系，校長辛安亭先生和哲學系主任韓學本先生，果斷地從農村、農場、幹校等地，引進了幾個以言獲罪被長期勞改的學人，擔任教學和研究的骨幹。其中有他，也有我。

　　在教師隊伍中，這些人的外貌，都有個共同的特點：像農民。皮膚粗糙，手上有老繭，臉上有洗不掉的風霜。尤其他，頭髮花白，皺紋深刻，男低音深沉，不但更像農民，也顯得比實際年齡──四十五歲──要老許多。個兒不高，體型寬厚，加上多髭的大方臉，短短的公牛脖子，樹墩子一般扎實厚重。
　　他教中國哲學史，如數家珍。有人給他說，他不像是荒廢了那麼多年。他說你錯了，我現在是從頭學起，現炒熱賣。我花在備課上的時間，比別人多幾倍，你知不知道！有人給他說，他說話大膽，不像是被改造了那麼多年。他說不是大膽，是笨，不會拐彎。出了大學費，硬是學不乖，沒治。

　　他信儒學，我不。我給他說，儒家是被封建統治者捧起來的。他說這是五四以來的老生常談，要不得。秦時的法家，漢初的黃、老，南北朝的佛教，都曾是皇帝的最愛。“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古一世之盛，而今安在？當然儒學也有缺點，它沒有找到從內聖到外王的道路。但它所成就的倫理道德規範和理想人格設計，卻一直是維繫我們民族精神的紐帶。五四以來，這根紐帶被割斷了。那種安詳自尊，悲天憫人，以天下為己任，可殺不可辱的人都完了，所以社會沒有脊樑，沒有凝聚力，不能制約政府，祇能聽任宰割。生靈塗碳，根源在這個傳統的斷裂。與滅繼絕，離不開它的重建。

　　我說你傳授知識，讓學生自己判斷不好嗎？他說學習中國哲學史，不光是學知識，也是學做人。學問如嚴復所說，有士大夫之學，也有博士之學。一個中哲史，既可治成前者，也可治成後者，全看你怎麼治。治成前者，是能夠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通才，治成後者就是所謂專家，專業以外無知，祇能訓詁章句。他說人麼，總應該有點兒人格志氣，有點兒理想主義。否則與禽獸何異。是所以內省心性，為成就外王的前提。

　　我問他一味外王，還要不要民主。他說當然要。王道一詞，自古多義，其要無非一個“仁”字。清代的阮元，訓“仁”為“二人”，可與民主相通。提倡“和而不同”；提倡匹夫不可奪志；提倡己所不欲弗賜於人；提倡不可與言而與之言；都有助於民主的實現。民主不是無政府，而是好政府。王道仁政就是好政府，正是民主的目的。

　　我問他承不承認，比如譚嗣同所說的三綱五常之烈毒慘禍？承不承認，忠孝節烈之類規範，都是以理殺人的武器？承不承認，無限忠於誓死保衛之類，也都是儒家傳統？他說這是老問題，他早已想過了。治水社會的學術，與極權制度共生，都免不了泛政治化帶來的器用層面上的問題。金鐵有時而腐，山嶽有時而摧，唯太虛之道亙古不移。承認這個太虛的本體論意義，把那個士無恆產而有恆心的“心”，那種倫理精神和人生態度作為我們民族文化認同的坐標，不等於要繼承那些操作層面上的禮儀制度。

　　我說器者道之用，六經皆器，說器非而道是，難以服人。況且孔孟荀觀點各異，漢經學和宋理學差別更大。匡衡抗疏，劉向傳經，早年酷好周禮的康南海先生，後來在萬木草堂里講的，有許多已經是西學了。逝者如斯，生生為易，何來太虛不移的恆心？他說從雅斯貝爾斯所說的軸心期以來，各種觀念都在流動。猶太教中分出了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但是那一本小小的《聖經》，仍然是維繫猶太民族散而不亡的紐帶。他說，假如他們都像你，現在世界上，還有猶太民族麼？

　　我默然。


　　二

　　那年年底，我去了北京，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工作。那是他原先工作的地方，許多人對他知根知底。聽說我來自蘭大，都來問他的近況。談起來，無不感慨。

　　他生於河北棗強，父親是運輸工人，自車自開，家道殷實。解放後，寫信給正在北京大學哲學系上學的他，說要把歷年積蓄的百餘兩黃金分給他和三個弟弟，從此安心靠工資生活，走社會主義道路。

　　那時他學了馬列主義，堅信不疑，死心塌地跟黨走。回信說他不要，並勸父親不要分，上交給“黨和國家”。怕父親捨不得，又給父親所在單位的黨組織寫信，請他們動員父親交出。組織上拿著他的信到他家，把金條全沒收了。

　　北大畢業後，他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後改為社科院），研究中哲史。學部要送他到蘇聯深造，他不去。說，中國哲學，幹嗎到外國去學？領導說是去學思想方法。他回答說，我們教條得夠了。

　　五七年響應號召，幫黨整風，他組織了一批大字報，批評院、所領導的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引起劇烈爭辯。夜裡，有人貼了一張支持他的小白條：“怕罵的官僚，你們去死吧”。他又貼出大字報，批評小白條缺乏治病救人的態度，和幫助黨整風的精神不符。

　　緊接著反右運動來了。所領導一口咬定，小白條是他本人寫的。說他對小白條的批判是耍花招，要掩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狐狸尾巴。鬥爭會上，他堅決否認，成了“頑固對抗”，成了“哲學所唯一沒鬥透的右派”，被送到北大荒開荒，勞動改造。

　　忠而被謗，信而見疑，他無怨無悔。相信黨中央和毛主席是正確的，問題出在下面。這沒什麼，在所難免。革命無分貴賤，開荒也是革命。流放路上，詩以言志，準備在那裡幹一輩子了：

　　　　　　　　　　車進完達山，踏雪直上天。
　　　　　　　　　　今日新墾土，兒孫故家園。

　　一股子豪邁之氣。

　　一年後，由於努力勞動，被農場評選為“改造標兵”。

　　事實上，他走後，寫小白條的人就被抓到了。他既已定案，不便改正。又不肯服罪，未能摘帽。離得遠，不知情，年年吭哧吭哧，當改造標兵，也省事。

　　幾年後，他被調回哲學所，仍戴著右派帽子。知道事實以後，大怒。同院、所黨委沒完沒了。黨委書記被纏煩了，也大怒，把他遷送到西北，下放到甘肅省敦煌縣教中學。六六年文革爆發，他首當其衝，批鬥後，被送到縣農場監督勞動。

　　仍然赤膽忠心，仍然懮國懮民。在農場聽說，敦煌在搞大寨縣，給縣委書記寫了個信，告訴他附近生產隊沒糧吃，勸他吸取五八年的教訓，要以百姓疾苦為重，為人民做點實事，不要再搞什麼假、大、空。場長得知，嚇白了臉，連夜開鬥爭會，解決“本單位階級敵人抹黑新農村反對學大寨”的問題，打得他鼻青眼腫。從此派專人看管，監督他一舉一動。

　　他很困惑：地方上這麼胡來，中央怎麼不管？！他很焦急：這樣下去，有可能亡黨亡國！再沒人犯顏直諫，要改都來不及了！越想越急，半夜起來，遮著燈，給“主席、總理、親愛的黨”寫信。天寒地凍，筆尖上墨水結了冰，寫不出來，就伸到嘴裡呵一呵再寫。最冷的時候，呵一下只能寫一個字，他就一個字一個字地寫。天天晚上寫。漫漫冬夜長，不知不覺就有了十幾萬字。

　　信上談了七個問題：一，真相與假象；二，理論與實際；三，領袖與群眾；四，主觀意志和客觀規律；五，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六，國法大於黨記；七，一切為了人民，一切為了中國，其他都祇是手段。寫畢又抄了三份，用真名實姓掛號寄出。一份給黨中央毛主席，一份給國務院周總理。為了防止被下面的官員扣留，又給他的老校長馬寅初先生寄了一份，請他代呈。

　　很久以後，“粉碎四人幫”以後，寄到黨中央和國務院的信，先後都轉到了敦煌縣委。上書就是不服罪，就是反攻倒算，罪上加罪。他被拉到縣上電影院裡批鬥。押上臺時，已經像一條抹布，滿身痰涎血污，頭髮裡塞滿草葉灰土。要靠人架著才能站立，拎著頭髮才能抬起頭回答問題。喝問他為什麼上書，他說，右派也是公民，上書是行使公民權，符合憲法，不是犯罪。幾句話就激怒得滿場的群眾炸了鍋，吼聲地動屋搖，拳腳山崩柱折。他說那會兒，他已經什麼都聽不見，什麼都感覺不到了。

　　幸虧身體扎實，沒有成了殘廢。回到農場，他失蹤了。民兵公安齊出動，把他從汽車站捉了回來。問哪裡去，不說。吊起來打，也不說。一轉眼又失蹤了。捉回來打得更兇，看得更緊。他不斷變換方法，終於逃到北京，幾次上訪，都無結果。沒著沒落，到處悠轉。最後還是公安出面，把他又送回敦煌，那個他呆了十二年的農場。

　　時值一九七七，局勢波詭雲譎。人們把不定方向，不知道該拿他怎麼辦，不再打罵他，也不大看管他了。他帶了一批書去，在那裡埋頭苦讀。沒有交遊，沒有信息，荒郊野村，陋室獨處，地老天荒無人識，如同禪家閉關。

　　沒人知道，他腦子裡發生了什麼樣的鐵馬金戈，總之是到破繭而出的時候，他已成了儒家的傳人，說是要告別革命，尋找古典的善良。說是只有復興孔學，才能振興中華。

　　變化太突然了，初聽令人驚訝。再一想，也不奇怪。飄泊二十多年，他隨時隨地都準備札下深根。從把完達山當做兒孫故家園，到勸阻敦煌學大寨。風雨摧，野火燒，豪華落盡，祇剩下一個樹墩子了，依然牢牢抓住土地不放。回歸到土生土長的本土文化，也很自然。何況馬、儒兩家，都以整體為本位，個體為工具，價值觀不相衝突，理論上也有一種結構性的近似，轉換起來，順理成章。

　　難祇難在得要有點兒真誠。恰恰這個東西，他有得最多。


    三

　　摘帽了，平反了，又算是“人民”了，他很高興。說到自己過去的“愚蠢”、“不識時務”，自嘲的調侃中仍然透露著一絲自豪──為當年能盡匹夫之責，捨得一身剮而自豪。街上遇見那些傷害過他的人，照樣打招呼，一笑泯恩仇。他說他們不過是沒文化。人多文化低已成中國的包袱，以後要獻身教育，致力於化包袱為財富。

　　回到大學校園，臨深履薄，寸陰是競。備課不遺餘力，改作業一絲不苟，受到師生們一致的敬重。四十八歲了，才第一次結婚，才當上個教授，才分到一套兩居室的房子。立即就把鰥居的八十老父，接來家中供養。

　　老人脾氣大，常發怒。夫婦倆小心恭敬，服伺照顧無微不至。有一次我去他家，比他小二十歲的夫人正給老人撓背，一撓不到癢處，老人就急，大聲呵斥。夫人唯唯諾諾，不斷調整位置。無德如我，見之駭然。從此明白了，什麼叫“孝道”，什麼叫“賢淑”，什麼叫“修身”，什麼叫“齊家”。

　　一年後有了兒子，夫婦倆上班時間，爺爺把孫子帶得很好。四口三代之家，其樂融融。三年後老父去世，他隆重以葬。緊接著又把患癌症的岳父和岳母，接來家中照顧。兩間屋住著五個人，擠得不行。但他心甘情願，說我輩窮不足以獨善一身，達不足以兼濟天下，能老有所養，幼有所長，且能教書育人，幸福得很了。說時多髭的大方臉，笑得像個太陽。

　　他的夫人和岳父母都常說，他的脾氣好得不得了，就像一頭老黃牛。我到是沒有這個印象，他認死理不知變通，倔起來也很難纏。有一次，他聽說他的恩師、八十四歲的馮友蘭先生，因為在文革中站錯隊，成了眾矢之的。氣虎虎跑來，大罵北大。說當年江青去看馮，北大人搶著迎接，鞋子鈕扣都擠掉了。揮紅旗喊萬歲，激動得直蹦直跳。現在搖身一變，又一下子都成了解放派！

　　我說，人家有權改變麼。他說不是說不能變，我就變了。但是他們現在對左派落井下石，同當年把右派鬥得死去活來一樣，都不過是自我的重複。變是假的！我說你怎麼知道是假的？他說沒有記憶、沒有懺悔的改變，不是改變。我說你怎麼知道他們沒有？他說，要是有，就會有寬容，能設身處地將心比心、對別人的錯誤有同情的理解，絕不會那麼殘酷，那麼卑鄙！這不是說不要批判錯誤。德國人也批判海德格爾，但不是納粹分子在批判！後來他去了一趟北京，去向老人請安。

　　八三年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起初來勢洶洶。我早已被趕出北京，中央點名批判，成了整肅的重點。新上臺的系主任劉文英打報告，建議上級在處理我以前，先責令我停止上課，停止帶研究生，停止發文章出書，以免毒素擴散。他向劉誠懇進諫，說老劉呀，人家有難，我們得幫著點兒。落井下石不好。把人格丟了，換來個系主任當當，值得的麼？

　　好在棋局變得很快，運動不了了之，此事沒成問題。

　　那年我拒絕復課，離開蘭大，先去四川，後到了南京。一九八九年，我在南京大學被捕。出獄後，逃亡前，住在成都東郊。他趁到德陽參加國際儒學會的機會，來家聚會了幾天。計算日子，分別已經八年。八年來我的頭髮白了許多，他的頭髮也白了許多。見了面互驚老丑，都悚然於歲月的如流。

　　正是逃亡的前幾天，香港支聯會派來營救的人已經到了。帶不走孩子。他提出幫照顧。我說你家兩間房住著五個人，擠得下麼？他說可以在岳父母的房間裡隔出一個小間，就像他兒子在他們房間裡那樣。他說你放心，我這個代理父親，絕對不會失職。我告訴他我妹妹在成都，孩子可以住她家，請我姐姐來照顧。我走後他在成都等了幾天，等我姐姐到了，商量安排好了孩子的一切，才離去。


    四

　　路上，我帶著他八年以來寫作和發表的文章：《孔子的民本思想》、《孔子的君臣觀》、《孔子的義利觀》、《孔子的財富觀》、《孔子是人類思想家》……等，洋洋數十萬言，看了好幾天。最後一篇是他在德陽會議上的發言。後來才知道，這是一次著名的發言。學界稱為“九十年代中國大陸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的先聲”；和“不同於港、台儒學的大陸新儒學的開場白”。

　　不論文化保守主義是否等於政治上的保守主義，在這些文章中，他的視線已經超越了當年內聖心性之學的理想人格設計，而著重於一種倫理構架對於多元社會的整合功能，以及它在東西方文明的衝突中起何種作用。他認為，植根於西方文明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和浮士德精神，終將導致這個文明和其他文明的衝突。他預言這種衝突比亨廷頓早了十年。羈滯在信息閉塞的內陸，他缺乏亨氏的國際視野。但生於憂患，自有一種強烈的危機意識，一種衰敗國勢下的民族主義激情。這激情把他的理論，高揚到了抒情詩的境界。

　　文章中有一份打印的材料，是在八九年的學潮中，他給學生們散發的一封長信。表示理解他們的憤怒和悲哀，但要求他們把眼光放遠，不要任性，不要孤注一擲，更不要絕食，留下迴旋的餘地。情辭懇切，聲淚俱下，焦急如焚之狀，躍然紙上。想當年他求老父交出金條，給毛、周力陳時弊，不就是這個樣子麼。我想，他一丁點兒都沒改變。變的是觀念，不變的是心。零轉變也罷，“一百八十度”轉變也罷，他都是那個真誠的他。

　　“士無恆產而有恆心”，此之謂乎？

　　別來遠隔重洋，匆匆又是八年。最近他已退休，當了西北“中國傳統文化研究會”　的會長。信上說，他要團結一批學者、儒商和政治家，做集體的子貢。以傳統文化為指導辦教育，培養新世紀的人才。信上說，他還住在原來的房子裡，夫人上班兒子上學，岳父母年老多病，他每天上街買菜，做飯洗碗，擦桌子掃地。加上會務如山，會內又矛盾重重，活得很苦很累，但也樂在其中。自稱像個小毛驢，拉著大馬車爬坡，越爬越吃力，越吃力越要爬。

　　隨信寄來一本他主編的會刊，卷首特稿是陳立夫的，說“欲救今日之世界危機，自當求之於中國文化”。說“中國雖無有形式有組織之宗教，而已具有宗教之實質者，因有孔子之教以代之也”。第二篇是香港孔教學院院長湯恩佳的，更呼籲“在各大小城市廣設孔聖教堂”。並說他的觀點“得到國務院宗教研究中心的領導完全認同”。我嘆了口氣，合上書，心裡想，可能西西弗斯老去，已經弄不清石頭是在上山還是下山了。

　　“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

得   福


文革後期，我在五七幹校勞動。社會上發毛像熱，毛澤東的標準像供不應求。最是禮堂、門廳用的那種特大號，根本買不到。校方應外單位的要求，派我去給畫放大的標準像。單位很多，各式各樣。有機關、學校、廠、礦、農場，甚至駐軍部隊，還有一些少數民族的自治縣。答應了這個就得答應那個。我從這個單位轉到那個單位，除了領工資，難得回幹校。

這是“革命任務”，沒有報酬，不過是換了一個勞動項目而已。但做這件事，對我有好處。那時除了本單位的工資或工分，誰都沒有別的經濟來源。有就要被“割資本主義尾巴”。我在文革初期工資被降了三級，幾年來每月只五十二元人民幣。上有老母下有幼女，錢不夠用，無法可想。出去畫毛像，各單位都要好吃好住招待，可以省下每個月的二十多元飯錢和近三十斤糧票。等於每個月增加了半倍工資。不，那時糧油肉糖都是定量供應，數量很少，有錢沒票也買不到。如果把飯菜的質量算在裡面，應該說是工資的幾倍了。加之出差在外，得以避免政治學習、集體勞動和集體生活的苦楚，還可以在招待所裡秘密地寫點文章，不必擔心有人看到打小報告。兩次家破人亡，十年顛沛流離，我還從沒有這麼樣感到安全和自由過。

為了延長受益的時間，我努力延長畫像的時間。以前沒畫過毛像，起初要打格子。兩公尺高的一幅，得畫一個星期。慢慢畫，可延長到十天。後來畫多了，畫熟了手，就不用打格子了。再後來甚至不用起稿，可以油彩直接上布。只要一天就出來了。但我分兩次畫，也還是第十天完成。這中間時間就很多了，我用來寫作。算是從被別人佔有的生命中，偷回來了那麼一點點。

十天畫像，加上事先採購材料，木匠做框子，紐布、打底，事後單位頭兒過目，加工、驗收，大抵每到一處，消消停停，一個月左右交差。沒人計算快慢，祇要畫得像，畫得笑，畫得紅，像發高燒，就都滿意。就這樣，我像個打短工的油漆匠，走遍了那一帶幾乎所有的地方。

有些地方，如果不是畫毛像，我是永遠沒有機會進去的。比方說野戰軍的坦克師、 原子彈基地金塔。雖然沒接觸到什麼機密，但是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部門生活，同工人、農民、廠礦職員、機關幹部、軍官、士兵、藏人、回人、哈薩克人和蒙古族人交朋友，可以知道許多事情，得到許多啟發，學會從許多不同的角度來想和看，文章也可以寫得好一點兒。

為了給母親和孩子們寄錢，我大抵每個月都要回幹校一趟，領取這個月的工資、糧票、油票、肉票、糖票、香煙票……以及臨時增補的什麼什麼票。除工資是人民幣可以全國流通外，所有這些票券，包括一年一次的布票和棉花票，都由各地發放和控制，祇能在本地使用。我不用，幹校的同學好友都來要。不過是一些過了限期就作廢的小紙片。憑它去買東西時，還得另付現錢。儘管如此，由于匱乏，它們成了珍奇。大家因爭奪而失和的事也都有過。而我，居然可以不要、給人。說起來，也算是──大家如是說──享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了。

從1972年開始，三年間我畫了將近三十幅毛像，留下一份慚愧。同時寫了幾篇文章，吐出了胸中的塊壘。無意中也為即將到來的新時代，準備了一份小小的獻禮。我在78年和79年發表的那批文章，包括《異化現象近觀》，就是那時候寫的。每當和朋友們談起寫作這批文章的充裕時間和獨處的機會，都來自畫毛像，我總要補充一句：真的是享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了。

又 到 酒 泉


酒泉二字，曾使人談虎色變。恐怖的死亡集中營──地方國營夾邊溝農場，就在酒泉境內。無數人進去了，消失了，至今連屍骨都找不著。蘭新鐵路從遠處通過，那些年列車上的過往旅客，聞到陣陣惡臭，都不知來自何處。

一九五七年冬天到一九五九年春天，我曾在那裡關押，僥倖揀得一命。母親說是菩薩保祐，天天念佛。

人死光後，農場也消失了。但是在母親的心中，它永遠存在。

十年後，當她又收到我寄自酒泉的信時，大吃一驚，手抖得連信都拆不開了。說，怎麼又弄到那裡去了呀？！


一
　
我第二次到酒泉，是在一九六九年春天。敦煌文物研究所革委會，宣布了上級革委會給我的處分：工資降三級。這是維持六六年工作組的原判，沒再戴回帽子，算是解放了。叫我搬出牛棚，到酒泉去，為地區革委會辦的“農業學大寨展覽”作畫。同行的，還有兩個原美術組的同事。一個是當了文革組長和革委會主任的何山；一個是當了專案組負責人的孫紀元。

酒泉地區，是甘肅省最西部的一個行政區。管轄範圍包括酒泉、玉門、安西、金塔、敦煌五個縣，以及阿克塞哈薩克族自治縣，肅北蒙古族自治縣和額濟納旗蒙古族自治縣。文革前，領導機關叫地委，現在叫地區革委會。解放軍酒泉軍分區政委張哲嵐兼任地區革委會政委，軍分區司令員兼任地區革委會主任。

聽何、孫路上議論，張的軍銜比革委會主任高，由于同上級關係不好，上不去，現在同級。他們說軍分區是師級，地區機關也是師級。我們研究所直屬中央文化部，部、省、軍同級，算下來，我們所也是師級單位。作為師級單位的負責人，何山和他們同級，孫紀元起碼也是團級。此去協助辦展覽，帶有兄弟單位之間互相支援的性質。但是到了酒泉，沒有人對我們另眼相看。地區各級領導，大都是留下的軍代表，和一些三結合的老幹部，不認識我們。展覽會上，大都是從境內各縣各單位臨時抽調來的人，也都不認識我們。同大家一樣加班加點，排隊買飯，睡統鋪房，他們倆委屈得氣虎虎的，不好好幹。展覽會上上下下，都對他們很惱火。我則相反，能不受歧視，已很意外。又想創造條件，把妻子女兒從下放地辦出來，拼命努力工作。加之業務能力也確實比他們強些，很受大家歡迎。

人際關係如此，似有些時空倒錯。兩位老同事提醒我，別忘了思想改造，別一到新環境，趁大家不了解，就來假積極。指出我畫的畫不是藝術，一味討好外行，還是個不老實。要不脫胎換骨，還會再栽跟斗。要是再栽一次跟斗，就八輩子都起不來了。他們說，我們是自己人，才這麼關心幫助你，你要好好想想。


二
　

展覽會上有個駝子，叫劉光深。只有一米來高，四肢短小，狀貌奇醜。我因此對他格外恭敬。成了朋友，才知道不是個簡單人物。腦子特別靈。以前當地委秘書，下筆千言文不加點，是有名的才子。書記作大報告，都是照他寫的稿子唸。文革中揪斗後，在革委會招待所當門房。常邀我到他家（門房）坐坐，告訴我地區機關的各種人和事。信息、動態，派系背景，交往方式和辦事門路，都是很實用的學問。他無所不知，成了我這個書呆子在這個官場迷津中的指路明燈。遇到這事，就去問他。

他說這只是個開頭，麻達還在後頭。現在幹革命靠說嘴，一件事到底咋地，這不重要。把它說成是咋地才重要。有了說頭就會有麻煩，你別大意。但是也別著急，現在的局勢，我看是要弛了。一張一弛的弛。天時對你有利。你又人在酒泉，都說你幹得好，地利人和也有。你就說什麼都別吭氣，畫好你的畫就行。

那天他找了一輛吉普，陪我到夾邊溝農場滿目荒涼的遺址轉了一圈。行前說，開車的不知道你是哪個，去幹嗎。路上別說從前，別照相，看到骨頭什麼的別大驚小怪，回來也不提這事，就行了。一路上，他介紹酒泉的物產、地理、歷史，講了不少故事。都很有趣。

短短十年，我們開的那些溝渠都已被風沙墊平。住過的土屋只留下一些斷斷續續的短牆，黃沙簇擁，如同荒丘。大自然又回復到原來的面貌。有些地方白骨露出地面，時不時拉住那些隨風滾動的草球。駕駛員說，這里有過一個農場，人死光了打烊了。我說是嗎？看不出來。看不出來是真的。如果沒有記憶，也就沒有事實。多少文明多少星球有了又沒了，誰能證明？

回到城里，天已黑了，展廳里燈火輝煌，大家正在加夜班。一整天不在，何、孫兩位很關心。正在問我哪里去了，劉光深突然出現在我們中間，好像地下冒出來的。向我說，你怎麼走了？還沒完呢。又向他們說，我們臨時拉差，請他幫了個忙。劉是材料組組長，二位老同事把他拉到一邊，提醒他我是右派分子，勞改釋放犯，從寬處理的，表現不老實，不可以接觸重要材料，特別是戰備數據。

劉說，聽那口氣，好像我劉光深犯了錯誤，要找我麻達的架勢。同革命知識分子說嘴沒用。我惹不起躲得起。同他們一起，去找展覽會的總負責人、宣傳部長王仁。王也不敢負責，又四個人一起，去找司令。司令又打發我們去找張政委。

張聽何、孫陳述意見完畢，說了兩點，第一，辦展覽是搞宣傳，到了展覽會上的材料，都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不存在保密的問題。第二，要團結大多數。問題查清楚了，也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了，就不要再當敵人對待了，要放手使用，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問有什麼不同意見。

沒意見。他又說，我是個當兵的，大老粗，不懂藝術，難得碰到你們專家，給我說說好嗎？比方同一個字，我寫出來不是藝術，你寫出來就是，什麼道理？靜場片刻，他轉向王仁，你當宣傳部長的，總該知道一點，說來聽聽。王說他忙著抓革命大批判，還沒顧上研究。張說，看來這事有點兒玄。不管怎麼說吧。我的第三點意見是：反正我們的展覽不是藝術展覽，畫是用來說明問題的，是不是藝術沒關係。問有什麼不同意見。

沒意見。他又說，依我看，能夠說明問題，也是一種藝術。打仗能老打勝仗，就是有軍事藝術。炒菜炒得人人愛吃，就是有烹飪藝術。菜炒出來沒法子吃，你硬說那是藝術，強迫人家吃，能行嗎？我想寫文章、畫畫，道理該一樣吧？我們做什麼都有個目的，我想那最能達到目的的做法，就該算是藝術。你們說呢？

劉光深問我，你說他說得對麼？我說很難說，什麼是藝術，是個有爭議的問題。劉說，張政委就是這樣，說話很隨便。


三
　
劉說，張政委平時愛看個書，知道得多些。做報告不看講稿，天南地北說到哪裡是哪里。講理論扯到河外星系，講形勢又扯到太極兩儀，就像牽藤。舉起例子來，地方志世界史，孫子兵法世說新語，還有茶花女什麼的，都有。現在反對他的人多起來了，抓他個辮子容易得很。真要追究，都是大問題。

我問誰反對他，劉說多了去了，都是他自找的。歷來做官靠後台，講究個人脈，講究個襗袍的擁戴，他都不認，只認死理。年時，我們招待所有幾個沒結婚的女服務員懷孕，每次都是程所長帶她們到地區醫院打胎。人人罵程是頭牲口，程都認了。張政委聽到反映，已經很晚了，大發雷霆，下令追查。都以為程要被逮捕了，沒想到他反而升了官，到蘭州當甘肅省招待所所長去了。那些打了胎的姑娘，一個個也都從地區招待所調到地區革委會，當了行政幹部。原來事情不是程幹的，是司令幹下的。程自願挨罵，是為了保護首長。事情不了了之，連個尷尬都沒。

劉說，地區機關裡，大都是司令的人馬，現在都在挑他的錯。他怨誰去？也不是沒人幫他說話。那些被司令的人排擠的人，還有他的一些老部下，都是他的基本群眾。可他不認這門親。你支不支持他，他不在乎。他只看你對不對。他有個老部下姓袁，是阿克塞哈薩克自治縣的軍代表、政委。跟他跟得很緊。哈薩克人騎馬打仗厲害得很，四九年打不下來，是通過談判和平解放的。頭人木斯托發當了自治縣的縣長，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逃進山去，獵到五隻猞猁。回來給袁送了五張猞猁皮，袁結合他當了縣革委會的宣傳部長。平常小事一樁，張知道後，又發脾氣，把袁叫來訓了一頓。叫把五張猞猁皮還給了木斯托發。木斯托發也不高興，把皮砍了。

劉說，我感到奇怪，他當兵的出身，居然什麼都不知道，聽到一丁點兒就跳起來，你說怪不怪？要不然就是看書看迷糊了。年時我為了平反的事，到他家去過一次。好傢伙，整整兩面牆，滿滿都是書。他家住軍分區大院，給大院門衛打了招呼，誰來都不讓進。不管什麼事，叫上了班到辦公室談去。他要看書！

劉說，可是來喊冤的他見，還叫領到他家門上。有個被打斷了腿的肅北牧民，還在他家住了一夜。同這些人打交道，麻達大了。幫了一個，就都來了。越幫越多，越幫他越覺得冤，越像該了他，沒完沒了，纏不清，還挨罵。最後他沒轍了，還是交給了信訪辦。本來麼，這些事都有信訪辦管著，你招攬個什麼？信訪辦的人說，有的案子本來不難辦，他一插手就難了，得往上追，只好不了了之。我在政府機關裡十幾年，沒見過這樣子的。他要不是軍代表，要不是資格在那裡，軍銜在那裡，早就給做掉了。　

在地區大院裡，有時會遇見這位張政委。短小瘦弱，滿頭白髮，一臉的懮思。同高大肥胖笑口常開的司令員站在一起，反差之大惹人發笑。他有時帶著一些官，到展廳來看看。見了講解員、電工、木工，打雜的、寫材料的和我們畫畫的，都要說辛苦了。笑容作派，像個老農。雖然矮小瘦弱，雖然老農一般，後面跟著那麼一群，也自有一種威儀，展廳裡鴉雀無聲。直要等他們走了，才又嘈雜起來。

何山、孫紀元都是見過世面的人，大串聯時又同蘭州軍區建立了聯系，不把他們放在眼裡，同他們幹上了。敦煌文物研究所向蘭州軍區告狀，說酒泉地區革委會喪失階級立場，業務掛帥，排斥革命知識分子，重用階級異己分子。送去一大包材料，其中包括抄家抄去的我的一本日記。蘭州軍區政治部主任李磊（女）看了，說我極端頑固反動，不可放手使用。說還是要政治掛帥，不能業務掛帥。

消息一下子就傳開了，都說地區革委會受了上級的批評。說還是拿筆桿子的比拿槍桿子的利害，現在是兵遇到秀才，有理說不清了。我很發愁，問怎麼辦。劉光深說，你什麼事也沒有，好好幹就是了。本來就沒你的事，是敦煌那幫子同地區革委會的矛盾，現在就更沒你的事了，現在是蘭州軍區同酒泉軍分區的矛盾了。說你壞是為了說酒泉壞，酒泉為了證明自己正確，就會說你好。你只要人在酒泉，就什麼事都沒有。

我說軍隊令出必行，小小軍分區，怎敢和大軍區對抗？他說這你就不懂了。軍隊裡關係非常複雜。加上軍隊和地方的關係，就更複雜了。別說是你，連我都霧煞煞。總的來說一句話：這裡面誰是誰非不重要。人同人打交道，是憑實力，不是憑正確。記住這一點，對你有好處。　

我說，你不是說把事情說成咋地才重要嗎？他說那是說幹革命。現在是又一碼子事了。說不清的理可以不說。有實力就可以不說。能不說你自然有了理了。真理不是只有一個，也不是沒有它就沒法子過。你的招數再利害，我不接招，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就利害不起來了，對吧？

聽著我覺得，個兒矮小的是我，不是他。


四
　
夏天到來的時候，展覽準備就緒，要開幕了。抽調來的人，除了當講解員的，和一個畫畫的，都要回原單位去。畫畫的留誰，地區一直沒說。我們三個，都希望能留自己（到底城里比沙漠里好過）。何是我頂頭上司，有本單位的人事權，只因人在酒泉，一時動用不得。我趁此機會，正在為被下放勞動的妻子辦“農轉非”（農業戶口轉非農業戶口），若回敦煌，不但此事無望，而且會被關起門來打狗。那怎麼能行？！

未幾，讓我和何山各畫一幅大油畫，限期一個月。王仁說是打擂台，誰畫得好誰留下。劉光深估什，是司令員出的點子。事雖荒唐，在文革中也屬正常。何山問好壞誰裁判？王仁答曰工農兵。於是各占一方（何在地區革委會禮堂，我在地區招待所會議室）鳴鑼開戰。起初我莫名其妙，覺得像馬戲團里的猴子披掛上陣。接著就發起愁來：一幅“民族大團結”何先挑去了。我這幅“潭家灣全景圖”，實際上是鳥瞰平面地圖，不宜于畫油畫。畫面4:4平方公尺，無法從門進出。得畫成四幅，再拼起來，中間有一道十字縫，怎麼著都難看。

潭家灣是酒泉農村裡的一個生產大隊，當了西北學大寨的“樣板”。我去住了幾天，畫了許多速寫回來，使舞台上充滿了劇情：馬廄裡修車鍘草，豬場上起肥墊土，井邊頭洗菜飲驢。吆車的老漢拾糞，看場的娃子趕雞，息晌的婆姨抓緊時間做鞋底……豆人寸馬，房屋像火柴盒。門上有對聯，窗上貼著窗花。屋頂上晒著果脯瓜干豆瓣醬，屋檐下掛著辣椒大蒜玉米棒。大路兩邊有雜草中間有車轍。有的車轍里汪著水，水中有倒影。總之是力求生動有趣，精細逼真。小眉小眼，只差沒用放大鏡了。

不管是不是藝術，成敗關係著安危離合。我白天黑夜加班。先是務求必勝，後來就畫出了興趣。天氣酷熱，脫光了衣服畫，只穿一條短褲，仍舊揮汗如雨。看畫的來來去去，都不知道誰是誰。西北人沒有赤膊的習慣，看不慣我赤膊，背後有議論，罵我不文明，瘋瘋癲癲。我聽到反映，也不理會。本來是要嘩眾取寵，卻又旁若無人起來。似乎進入了忘我的境界，真有點兒瘋瘋癲癲的了。

限期過了幾天，畫才全面完成。抬走的前一天，劉光深來，一臉的焦慮，說，那兩位到處說，你把學大寨樣板畫成了小農經濟，把戰天斗地的革命精神，畫成了悠閑落後的老村古調。這個意見，可是正確得歹呀！我很著急，一通夜沒睡。工地加上紅旗，牆頭加上標語，大路邊加上語錄碑和正副統帥並肩像。四處加上許多觀光取經的隊伍，記者挎著照相機，學生仔捧著紅寶書，機關幹部圍成一圈聽介紹經驗。村門口各色大客車一字排開，氣氛似熱烈多了。天亮了一看，色彩不協調，花里胡哨。來不及調整，給抬走了。

展覽開幕日，正逢“三級幹部大會”開幕，參觀人潮洶湧。誰都沒有想到，居然是潭家灣全景圖最受歡迎，觀眾沿著有車轍的大路一路看過去，就像看連環畫，興味極濃烈。加上小而逼真，又是熟悉的生活，以前沒在畫上見過，更有一分驚喜。一大群人擠著邊看邊議論，爭相指出新發現，引起轟動，引來更多人圍觀。雖有人說貼上革命標簽沒改變老村古調，但是沒人愛聽。潭家灣大隊支書、九大代表楊柱柱來參加三級幹部會，看了說好極了。一錘定音，再硬的道理也沒關係了。張哲嵐很高興，在大會上做報告，提到展覽時，還說了個解衣磅礡的故事，說莊子說過，只有那個赤膊畫畫的人，才是真畫師。

何山那畫，畫得很好。但“民族大團結”的畫到處都有，這一帶火車站汽車站上都有，印刷品更隨處可見，全是各民族代表把一個毛澤東圍在當中。怎麼畫都像見過，沒人要看了。觀眾從畫底下經過，頭都不回。劉光深說，何這會子算是背了運了。他說人都有個時運，順起來事事都順，壞事也會變成好事。背起來事事都背，好事都會變成壞事。今時輿論都向著你，該是你走運了。


五
　
三級會後不久，劉光深當了地區民政局局長。農轉非的事，正好歸他管。我很慶幸。長期以來小眉小眼地鑽，拼死拼活地幹，唯一的目的，不也就是個平安團聚麼！能如願以償，那就什麼代價都值了。但是妻子在下放地，沒能堅持到最後一刻。我剛拿到她的準遷證，就得到她垂危的消息。日夜兼程趕去，只來得及看到她的遺體。只有三歲的女兒跟著我，離開了那沙漠邊緣的荒涼小村。

展覽會閉幕以後不久，張哲嵐政委、軍分區司令员和其他軍代表撤離了地方機關，回部隊去了。我們父女倆到了酒泉地區五七幹校，在那里待到一九七八年。七九年我在北京，接到張哲嵐的一封信，說他已離休，邀我到西安市紅纓路三十一號他家作客。說要給我介紹幾位著名的作家畫家和書法家，“都是很有意思的人”。因為太忙，沒能去。寫了幅對聯寄給他：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壁立千仞無欲則剛。
　
劉光深還在酒泉，一直沒有升官。一九八三年，我在蘭州大學，他托家在酒泉的學生帶給我一個玉石筆筒，墨綠色，有雲文，溫潤古樸。可惜我沒有一張配得上它的書桌可以放它。離開西北以後，同他失去聯係。先是聽說，他退休後很孤獨，日在醉鄉。後又聽說，他無疾而終，身後蕭條。

在敦煌研究所，人們依舊互相斗得很苦。後來抓“文革三種人”，何山、孫紀元都先後離開了敦煌。孫到天水麥積山文物保管所去了。何則輾轉到了美國，受雇于洛杉磯天龍畫廊。九三年我在洛杉磯時，他帶著老婆兒子來看過我一次，氣色很好。問我怎麼來的，我說是逃亡的。他說：“我是傑出人士移民”。

湖山還是故鄉好
　      


　　一

　　抗日戰爭以前，父親寫《傀儡戲考源》時，曾全國各地跑資料，每經旬不歸。回來常說，高淳這地方，山高湖大，人文會萃，民風純樸，比哪里都強。刻了一顆章﹕“湖山還是故鄉好”。字畫上蓋，也作藏書印。

　　戰時，在大遊山中避難，他魂牽夢縈地想家，有詩云﹕“六年未見襟湖橋，高閣長虹久夢遙”。戰後歸來，小城一片焦土，他辦的學校和倉庫變成了廢墟。家里八間兩進房子，只剩下後院里堆放雜物的兩間小屋在瓦礫堆里歪著，經過修補，可以暫蔽風雨。最是一樓藏書，灰燼無存。父親說，房子可以再做，書是搜不齊了。特別是有些本地人自刻的集子，水平不比許多大名人的差，可能這就絕版了。

　　小屋門前，一株忍冬猶存，盤在瓦礫堆上，與艾草藤蔓爭榮。父親、母親和二姐姐三個，合力把牠扶起來，搭了一個涼棚。又清理了瓦礫堆，把磚頭、青石板、柱礎和沒有燒透的梁柱木板分類堆放，為重建家園作準備。意外地發現了那顆印章﹕“湖山還是故鄉好”。父親得之，一日三摸挲。

　　父親有個朋友，叫李狄門，和我們家是世交，我稱他伯伯。戰爭爆發時，他要父親和他一起到大後方去，父親不肯。他一個人去了，參加了國民黨，在陝西當了幾年縣長。回來後失業無事，常來找父親談天。涼棚下擺一張小方桌，拖兩把竹椅，燒一壺茶，一談就沒個完。

　　李伯伯再三建議，要父親出去闖闖。父親不聽，後來他一個人走了，先到南京江寧中學，後到上海復旦大學教書，把家也搬到上海，不回來了。在上海頻頻來信，力勸父親也去。說大丈夫志在四方，死守在高淳那個小地方，一輩子都不得出息。

　　父親是一個──用母親的話說──書呆子，他說他就喜歡這“高淳小地方”。 還說任憑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而飲。李伯伯說你先出來看看，試試，不喜歡還可以再回麼。父親說，那我也得先把房子造起來再說。

　　二

　　戰後百業蕭條，物資缺乏，做房子談何容易。首先得要有錢，父親沒有。為了賺錢，他就去賣油餅。菜籽、棉籽、黃豆、芝麻榨油後的餅狀殘渣，統稱油餅，是餵牲口和肥田的好東西。農村很需要但難以買到，油坊里積壓的存貨又不能及時出清。他批發出來，僱一艘烏篷船，運到鄉下零售。獲利無多，但很辛苦。

　　風裡來雨裡去，常幾天不回家。隨時賺得的錢，隨時買造屋的材料。青石板、柱礎，圓木、爿板，磚、瓦，石灰，洋灰，砂石……都得在不同的地方購買。每次買一點兒，運回來要碼好蓋好，以防風雨偷盜。笨重難弄的，還得請人幫忙。那些年我成了問題兒童，打架、逃學、留級。母親常說，你爸瘦了、黑了，手腳都硬了，太吃苦了，你不要再惹他著急了。

　　幾年苦下來，終於可以開工造屋了。園子里搭了帳篷，盤了臨時爐灶，一天好幾桌人吃飯。木匠、泥瓦匠、小工、來幫忙跑腿的親朋鄰里，都不敢稍有怠慢。臨時需要什麼，三寸釘、五寸釘、角膠、鉚……都得趕緊辦到。父親和母親熬夜熬得眼睛通紅。我們放學回家，只覺得亂哄哄不辨東西南北。

　　房子造起來，還不能馬上居住。許多板頭板腦破磚碎瓦須要清除，七高八低的地面須要夯實鋪磚，裸露著磚頭的牆壁須要墁泥抹灰，樑、柱、樓板、隔板和地板都要刮灰泥、打砂紙、油桐油……母親說，為了這房子，你爸命都不要了。房子不大，三間兩層。中堂無樓板，裡面兩層高，氣宇軒昂。地基挖得很深，石頭澆灌。下半截牆也全是青石板砌的，不怕水災時的風浪和浸泡。前門臨河，越過河堤下几十棵老柳樹，可以望見湖口，和湖那邊的一髮微茫。霜晨月夕，氣象萬千。父親說，晴雨不讓西子，風露勝似洞庭。

　　一九四九年初，快到春節了，我們全家搬進了新屋。取下滿屋子的紅色賀聯，在中堂掛上了一幅李伯伯畫的《歲朝清供圖》。那是他裱好了托人帶來的。有“竹園老弟新屋落成誌喜”題款。印章是父親舊句，“湖山還是故鄉好”。他特地新刻的，也帶來了。這句詩就有兩顆章了。一顆青田石的是父親刻的，另一顆雞血石的是李伯伯刻的。畫兩邊對聯，白底黑字，上聯“梅花繞屋香成海”，款“竹園先生”。下聯“修竹排雲綠過牆，款”右任“，是于右任先生寫的。父親怕雨季發霉，字畫都裝了鏡框。

　　進屋那天，忙到天黑。吃晚飯時，父親叫我們看外面，說這就是唐詩上說的，先生卜築臨清濟，于今喬木似畫圖，現在天下大亂，人心惶惶，這樣的好房子，哪里找去！？

　　母親環顧我們三個，笑著說，你爸還知道有個天下大亂? 這些年仗越打越近，漲價漲得象瘋了一樣，都說是要共產了，他可是來造房子！沒想到他還知道，世界上有個天下大亂！

　　父親說，越亂越得要有個房子住，你們說是不是？

　　我們無言，嘻嘻地笑。

　　三

　　抗戰時期，我們家在大遊山里避難時，買了五畝半地營生。後來父親辦學教書，土地租給了別人。四九年，解放軍南下過境，留下一批人協助地方建政，進行了土地改革。把我家的成份，定為“小土地出租”。說父親是“開明紳士”， 讓他做了“人民代表”，在縣上的工商聯領工資，參加那里的“政治學習”。二姐在城區小學教書，也成了“模範教師”。父親很高興，說，比國民黨好多了。

　　一年後我離開家鄉，到丹陽上學，天天想家。那年放寒假以前，收到二姐的信，說爸媽和她，都要我別回家過年。因為我們家的成份，已經被改為地主；並被勒令搬出新屋，回到後院那兩間小屋住下了。政府在新屋中堂砌了一堵牆，分別租給了孫、谷兩家人，由“高淳縣房產管理所”酌收房租。我如果回去，就是地主子女，有可能就出不來了。

　　我建議去問問土改工作組，不是小土地出租嗎，怎麼變成了地主？二姐回信說，工作組早已解散，人都走了。現在是本地幹部管事，兇得說不上話。總之你別回來就是了。

　　從那時起，我十幾年沒回家。家中發生的事情究竟是怎麼發生的，我弄不清楚。父親這個地主，五七年又成了右派。右派帽子怎麼會戴到一個已經帶著地主帽子的頭上，也是一件弄不清楚的事情。我所能確切知道的一點只是，三間新屋人見人愛，是一切災禍的原因。

　　五八年夏天，縣上在東平殿廣場建築司令台。正值大躍進高潮，參加勞動的居民群眾情緒昂揚，等不及窯里的磚頭冷卻，就逼著地、富、反、壞、右出窯。父親在毒日頭底下，揹著灼熱沉重的磚頭趕路，沒能支持得住，從跳板上跌下來死了。他是世紀同齡人，時年五十八歲。

　　背上的衣服焦黃，粘連著皮膚上破了的水泡，撕不下來。母親和二姐收尸時當眾大哭，被指控為“具有示威的性質”，現場批斗，成了“階級斗爭的活教材”。

　　四

　　二姐因此被劃為右派，開除教職。回家和母親一起，打零工度日。

　　也好，當別的老師和廣大市民一起，圍湖造田大煉鋼鐵，日以繼夜戰天斗地，在接踵而來的大饑荒中餓得衰弱浮腫的時候，她和母親兩個因為沒有資格參加群眾運動，在屋前屋後種了許多瓜菜，養了一群雞鴨。雖也只二十來斤定量，倒也沒有挨餓。

　　但是政府修築了一條公路，正好從我們家小屋和被佔新屋之間的院子通過。從早到晚汽車拖拉機來往不息，揚起煙塵滾滾，直往屋里灌。載重的大卡車經過時，地面和牆壁都要抖動。六三年初我南下探親，在門窗緊閉的小屋里，老是擔心屋頂上的瓦片會掉下來。

　　母親還保存著，一些父親的遺物。書稿、筆記、字、畫、自刻的印章。其中有那兩顆“湖山還是故鄉好”。文革中幾度抄家，這些全都沒了。幾件老式傢俱，也被革命群眾拿去破了四舊。二姐因對房子被佔流露過不滿情緒，幾經批斗，被吊銷了城市戶口，同時收到一份蓋著“高淳縣軍事管制委員會”大紅印章的“房產沒收通知書”。

　　這是關於那棟新屋的唯一一份官方文件。如果它是合法的，那就是說以前的侵佔和出租是非法的。否則它所沒收的就是高淳縣的，亦即它自己的，而不是我們家的房子了。孰是孰非，也弄不清楚。總之二姐去了一個叫做秦家圩的地方，當了農民。後來母親也跟著去了。隨之交通局為拓寬馬路，拆掉了那兩間搖搖幌幌的破舊小屋。

　　五

　　七十年代末，黨中央“撥亂反正”。二姐獲得平反，讓回淳溪鎮教小學。工資雖不補發，工齡可從四九年算起。學校里給了一間宿舍，在三年級教室的隔壁，出入要經過教室。母親同她合住，被吵得頭暈腦脹。上書上訪陳情說理，要求縣上歸還住房。幾年下來，一次次寫的申訴材料，加起來足有尺把厚了，毫無結果。

　　我常年在外，又笨，家裏的事，無可奈何。每次南下省親，進入那裝滿聲音的斗室，看到那厚厚一摞廢紙又增厚了幾許，都不由得動魄驚心，感到無能也是一種不孝。

　　想找縣上的領導談談，見不著。辦公室說領導很忙，有事找信訪辦（群眾來信來訪接待辦公室）。那是二姐回回碰壁的地方，我去也一樣。據說有後門，但沒錢，不知怎麼走。想來想去，想到了張仲良。

　　張曾是甘肅省委書記，五七年指名把我打成右派，五九年又指名把我從夾邊溝勞教農場，調到蘭州籌辦“十年建設成就展覽”，我因之免于一死。時值“大躍進”，張為了取悅毛澤東，不顧人民死活，致死三百多万人，被調離甘肅，當了江蘇省委書記，是我在江蘇官場中認識的唯一者。試著聯係了一下，居然頗友好，約到南京瑯琊路他家中見面。他癌症臥床，依然精明銳利。讓省委辦公廳主任湯天英以他的名義，給高淳的第一把手、縣委書記邢華平寫了個信，囑“盡快落實政策”。讓我帶著，去找邢。

　　縣委辦那人還是說，書記很忙，有事到信訪辦說去。我掏出信，請他轉交，就走了。沒走多遠，他追上來，氣喘吁吁，滿臉堆笑，說書記有請。

　　書記快人快語，說這事早就該解決了，忙得沒顧上，我們馬上解決。請轉告張書記，請他放心，我們馬上解決。問我有處住麼，說要是不方便，就到縣委招待所住，不要見外。說高教授多年不回來了，走以前得聚一聚才行。美不美，鄉中水，親不親，故鄉人麼。最后四句，古詩中有。沒想到，他還會這個。

　　六

　　回來我們扶著母親，到城南淳溪河邊，去看了看父親造起來沒住上几天的那棟新屋。轉眼四十多年，新屋已變成老屋。透過斑斑綠苔，可以看到外牆上革命標語的殘跡。一邊的窗子油漆剝落，另一邊的窗子漆著鮮艷的天藍色；反映出兩家住戶不同的風格。後院舊址，變成了公路。前門口造起許多房子，連棟連片，兩公尺外就是對門人家，看不見河了。縱使視線依舊，風景也不是當年。河被兩邊的房子擠得很窄，湖被圍湖造田推得很遠，原先是湖口的地方，現在是工業區。煙囪林立，不見一棵樹。

　　儘管如此，也是萬幸。母親連聲念佛，二姐頻抹眼淚。我回到北京，也能比較安心了。

　　但是歸還房子的事，手續非常複雜，辦起來非常緩慢。二姐每次去催問，都說是正在按程序辦，辦好了就通知你。這樣拖了一年多，張仲良逝世，縣上口氣立即變了，說，該你的不用你說，不該是你的你怎麼鬧也沒用。

　　一位《人民日報》的朋友，建議我寫個材料給他，他讓報社的信訪組去辦。此舉果然靈驗，高淳縣政府辦公室立即回信給《人民日報》，說房屋沒有歸還的原因，是“房改時平方米計算方法不明確，待請示上級明確後即可處理，進展情況及時向你們匯報。”顯然他們已經做好了下台階的準備，只要報社再過問一次，問題就解決了。

　　但不知怎么了，報社沒再過問。母親等不及，在西舍小學二姐的宿舍里去世了。我用展覽會上做模型的材料，做了一個帶閣樓和回廊的小房子，把她的骨灰匣放了進去。二姐說，媽媽到底有房子住了，引得回來奔喪的大姐和妹妹都哭起來。

　　九十年代初，在建造濱河路的拆遷工程中，父親千辛萬苦造起來，但沒住上几天，反而招來家破人亡之禍的那棟房子，歷盡滄桑，終於被拆掉了。聽到這個消息，我長長舒了一口氣。那感覺，就象夏衍《舊家的火葬》中寫的：隨著一棟老屋的燒毀，一段沉重的歷史就此灰飛煙滅，他反而感到一陣輕松。

　　寫作此文時，我已住在美國。中國的圈地運動方興未艾，頻頻傳來老百姓因房屋被拆求告無門自焚抗議，或者成群結隊進京上告被警察抓回原籍看管的消息，不覺輕松又變成了沉重：那一場花樣繁多的人肉盛宴，拖的時間也實在是太長了。

铁窗百日



一、动物凶猛

据说大难将至，必有先兆。但没有任何预感，我突然被抓进了监狱。

那是一九八九年，我和小雨刚从四川师范大学调到南京大学。

学校给的房子，在校园后门外一栋亲盖的楼房里。整个暑假，我们一直在打制家具收拾房子。那天（九月九日）刚收拾完，中午再到学校食堂凑合一顿，晚上就要在家里吃了。小雨已经到宁海路自由市场，买来了一篮子新鲜蔬菜。

从家属院到学校后门的路，要经过鼓楼公园。在那里被一九便衣迅速围住。快得来不及反应。我被抬起来塞进一辆吉普，手里还拿着碗筷和暖瓶。

小雨挡住车子，大喊大叫。

一个便衣打开车窗，吼她让开。我趁机大叫，快去找校长！

有人拉开她，吉普朝前冲去。

她追过来，趁窗还没关上，我又大叫，快去找校长！

副校长董健家同我们隔壁，时值中午，他正在家，她立即就可以找到。但吉普嘎然而止。两个便衣跳下车，跑回去，把她也带上来。

前面有两辆三轮摩托开路。后面又跟上来两辆。这些车，停在鼓楼二条巷头尾已经几天。我们每次见了，都没往心里去。

想到在电视上的《动物世界》节目里，那些被大型食肉兽叼住了，或者被蚁群压住了的小动物蹬脚扭腰都无效，终于放弃挣扎、听任处置的形象。

此时此地，我感到变成了他们。


二、熟悉城市里的陌生世界

南京我熟悉。但车子七里拐弯一阵，竟不知身在何处。

不久，停在一个机关大院里。小雨被带进一个房间，我被带进另一个房间。

房间中间一张长方形大桌，几十把折叠椅，有的靠桌有的靠墙。墙上除毛泽东外，挂满锦旗和奖状：“爱民如子”；“爱民模范”；“英勇机智”；“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新旧程度不等，从烟熏八烂到金光闪闪，现出长的历史。

于是我知道了，绑架我的一群，不是绑匪，而是公安。

门外面坐着个武警，没精打采的。屋里没人。我把暖瓶碗筷放在桌上，在一张折叠椅上坐下来，摸了一下各个口袋。裤袋里有几块钱，十几张南大的饭票，还有一封朋友杨乃桥邀我们到他家小住的信。刚来得及把姓名地址撕下扯碎，和信揉成一团，就进来两个人。其中一个穿便衣的，我曾在那儿见过，一时想不起来。

他递给我一张铅印的小条子，要我签字。我把纸团塞进口袋，掏了一阵，说，我没带笔。他说，这不是笔么。

条子叫“收容审查证”，“理由”栏里，写着“反革命宣传煽动”几个字。下面盖着公安局的红章子。我签了字。公安局、党、或者政府、绑架、收审、或者逮捕，这些不同的名词所指谓的，实际上都是同一个东西，其行为也无须向谁证明。理由证书云云，有没有都一个样、不签何如？

他们拿走条子，顺手也带走了暖瓶碗筷。进来两个武警，把我带向另一辆吉普。

我的家属呢？我问。

上车！一个武警回答。

我的家属呢？我大声问。

他俩把我架起来，塞进后座，坐在我的两边，一言不发。

等了一会儿，那似曾相识的便衣也来了，坐在前座。上车前戴着墨镜。我一下子想起来了，这人在南大校园里见过，不止一次，就戴着这副墨镜。

车子左拐右拐，穿过大街小巷。我咳出一口痰来，掏出碎纸团，吐在其中。一个武警把车窗摇下一些，让我丢了出去。

不久，来到另一个机关大院。空寂无人，四围一式三层的灰色楼房，挡住了视线。他们领我穿过一条有两道由武警开关的铁门的走廊，来到一个门厅。门的一边，有一个曲尺形水泥柜台，柜台里面有一个门，也漆成水泥一样的灰色。此外什么都没，除了墙壁就是地面，除了灰色还是灰色。

这种景观，我还不曾见过。


三、别有洞天

柜台里边的门里，出来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武警，把我领进柜台，搜身。鞋子也脱下来看了。拿去钱、饭票、皮带，鞋带，登了记，让我签了字，然俊朝戴墨镜的点点头，后者也朝他点点头，同两个武警一起走了。没人有表情，没人说括，像演哑剧。

我被戴上手烤，跟着那一文一武，穿过一些幽暗的走廊和空寂的院子。所有的走廊和院子都相同。搐上一排排挂着铁锁的狭门也相同。很多的院子，很多的门，但是没有人。百静中，脚步声特别清晰。

来到一侗同样的院子，打开一个同样的门：他们让我进去。

我走进门，吃了一惊。幽暗中，十几个剃着光头，光着上身，只穿着裤衩的人挨着两边的墙，坐成两排，一齐目光闪闪地望着我，闪烁里有一种恶意的欣喜。

背后一声巨响，门关上了，一阵铰链和铁锁的哗啷。

光头们呼啦一下围了上来，一齐逼视着我，没有声音。

门外的脚步声渐渐远去。

“哪儿来的？”其中一个低声吼道。我没开口。他从湿漉漉的水泥地上拾起一只肮脏的塑料拖鞋，朝我高高举起。接着好几个人都举起了拖鞋。“快说，哪儿来的？”我望着他们，百静中可以听到，拖鞋上的水浆滴落在地上的声音。

外面响起脚步声，当它在门口停下时，光头们全都丢下拖鞋回到大铺上坐定，就像我一进门时那样，快得没法想像。

嘎嘎几声，门上打开一个长方形小孔，闪着两只眼睛，射进来一条嗓门，新来的是谁？——叫什麽名字？一一哪个单位的？——什麽身份？我一一回答了，又问什麽事儿，我说不知道。不知道？嗓门提高了。我说不知道。条子上怎么写的？我说反革命宣传煽动。小孔关上，脚步远去，光头们又迅速围了上来。

你叫高二台？一个说。我叫高三台，另一个说。我叫高四台……一阵哈哈哈哈。一个黄胖脸说，瞧你这样子，像个教授么？一个大个儿说，写个字来看看。环顾左右，叫拿纸笔，说，写！

我决定服从，问写个什么字，他一下子嗌住了。有人说写这个字，有人说写那个字，七嘴八舌。有人说写个南字，另一个说干嘛写南字？别写南字，写个飞字。同时有几个人说，写个飞字，写个飞字。

我蹲下来，趴在大铺沿上，用圆珠笔，写了个飞字。

大个儿拿起来，横看竖看，说，难看死了。黄胖说，原来教授的字，这么难看。有人拿起笔来，说，看我的，写了个飞字。另一个人说，你这是什麽飞字，看我的，又写了个飞字。第三个写飞字的人眉清目秀，右臂上刺着一条青龙。左臂上刺着“天宝桥”三个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这时人都上了大铺，争看比字。那场景，使我想起小时候，孩子们趴在地上斗蟋蟀。我被遗忘在湿漉漉一地拖鞋的水泥地上，打量了一下四周。

房间高的四公尺，宽三公尺多，长五至六公尺。窗小而高，门狭仄。进门是水泥地面，狭长的一条。茅坑水龙头和放置碗筷面盆牙刷牙膏的水泥台子都在这上面。茅坑是蹲式，没任何遮拦。其余是木板大铺，高的三十公分。铺板油光铮亮，几乎照得见人，有老家的味儿。两边靠墙的被褥包裹，也都清洁整齐。墙上除了一张“监规”，别无他物。靠近大铺的墙面，蹭上了一层人体的油污，滑溜溜的，闪着晦暗的光。

比字的人一一散去，各回到自己的铺位上坐着。两边的人数并不相等，一边九个，很挤。另一边五个，铺盖很宽，还有多余的铺面空著。没人理我。我脱下鞋子，也上了铺。在靠里面墙根的空铺板上坐下。众人一直在静静地看着我，这时齐刷刷都朝五个人中的一个望去。那人在我进来以后一直坐着没动。小头宽肩，脖子比头还粗，表情平和。

他的一边，是个留着头发的方脸，（后来知道他是狱方任命的这个号子的号长，叫刘庆。即将出狱，所以得留头发）。另一边是个矮子，额上有疤，胸口一毳毛，胳膊上一边一个刺青蝴蝶。海盗脸谱，可惜太矮。方脸那边是“天宝桥”，矮子这边是大个儿。我就坐在大个儿旁边。他一直盯着小头，直到小头慢慢转过脸来，朝他微微点了一下头，才放松坐下。

我懂了，这表示允许大个儿，让我坐旁边——那个人是头儿。

这样，我成了他们之中的一员。

只是没铺盖。

好在夏天还没过完，可以和衣而卧。


四、大墙下的第一夜

一个小时以前还在家中：和小雨商量晚饭怎么做。突然这样了，简直没法子相信。不知道瘦弱单纯一味生活在童话世界的小雨，怎能够独自面对这不可思议的变故？

毫无疑问，这是监狱。对面水泥墙上，斑斑驳驳的污迹水痕如同虎狼鬼怪和变了形的人类肢体。我听到了咆哮、惨叫和沉重的喘息。好像在我的四周，又好像在我的内心。若远，若近。若有，若无。

坐了不知多久，突然监门开了。有人递进两个桶，旋即门又关上，砰地一声巨响。有人传过来一份饭菜，我胡乱吃了。然后按照同伴们的指令，把十几份碗筷洗净，大铺擦净，大铺下面的水泥地擦净。茅坑冲净，又回到自己的角落坐定。

大家睡下时，我也和衣睡下，不久就睡着了。刚睡着，就被什麽东西突然惊醒。其实并没有什么东西，是我自己突然惊醒。发现自己在监狱里，和衣睡在地板上。有点儿感到奇怪。当头亮着，号子里彻夜不灭的电灯。

外面风声雨声，一阵紧似一阵。铁窗飘雨进来，上边的单衣湿透，很冷。下面的地板磕着骨头，很痛。我想，不知道小雨，她现在在哪里？

本来是头对墙脚对脚睡成两排的人们，由于房不够宽，交叉的脚互相碰撞，睡熟了就变成横七竖八。从一些张开的嘴里，发出浑浊的呻吟，或者野兽呼噜一般的鼾声。不知谁在磨牙，格格之声，如六角碾子滚过麻石＊＊。那个长脸本来是睡在最外边的，不知怎么的被挤到里边来了。嘴唇紧紧闭成一条线，眉头紧紧皱着，好像在忍受什麽痛楚，以为他没睡着。观察良久，才确信他是在熟睡之中。

我睡不着，辗转反侧。忽然发现，在墙角的缝隙中，有一种很小根小的蚂蚁在活动。洞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