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凤凰周刊》最新一期（总第１６２期）推出著名作家章诒和先生沉寂半年后的最新力作《马连良的如烟往事》。本文描述著名京剧艺术家马连良先生在建国前后与反右运动和文革中的悲剧人生。随文刊登章氏与马家提供的独家私房图片20余幅，以特别珍藏版推出。现摘录部分文章内容，欲览全文，请阅读本期杂志。


我的父亲（章伯钧）爱看戏。父辈似乎都爱看戏。在这个爱好上，分辨不出国民党官员、共产党干部和民主人士政治身份的差异来。难怪从前的艺人地位虽低下，但心理上却是自傲的：“甭管哪朝哪代，你们都得听戏。”

事实还真如此。罗瑞卿当学生时，为瞧一出梅老板（兰芳）的戏，大冬天把铺盖都卖了。1949年后，当了公安部长的他，还把这故事亲口告诉了梅兰芳。梅先生感动得直说：“以后我请您，我请您。”

1956年，禁戏内部演出。其间，由小翠花演一出跷功戏，剧目名称忘记了。父亲和我临开演前十分钟进的剧场，竟发现已座无虚席。跟在后面的人是贺龙。他一拳打在父亲后背上，父亲转身拍着他的肩膀，说：“你也来了。”

“我当然要来。”

父亲说：“好像没有座位了。”

贺龙望了望前面几排就坐的人，笑着说：“他妈的！所有的部长都来了，比国务院开会还积极！”

二人相视，哈哈大笑。

这年年底，四川的川剧团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谭记儿》，台下的四川籍首长一边看戏，一边说笑。态度随意，评头品足，语言放肆，一点“首长”的样子也没有，大家又回到了草民时代。

1957年春，安徽的庐剧、泗州戏进京演出。父亲、张治中、李克农三个安徽人，不但相约去看家乡戏，还把剧团的人轮流请到家里吃茶点。

婉转之曲调伴以优美文辞；精雕细刻的身段配以多愁善感之表情。一个唱腔，千回百转；一件蟒袍，镶金绣银——当其以繁华声色呈现于舞台，那些有文化、有身份的人，亦日愈陶醉其间。不管你由朝而野，还是由野而朝，自身的生活经历和社会认识必然对剧中的人情世态、悲欢离合，感到十分投合。民族民间生成性质的中国戏曲在得到平民百姓喜爱的同时，故也得到文人、士大夫的青睐。特别是对于像父亲等一批已身居荣耀的人来说，观看再现真实世相与生活琐细的戏曲，是心理上一种必要的替换，是精神上的安慰 ，是情感上的温暖回忆。

说起父亲与艺人的交往，均在1949年以后。他较早结识的艺人是梅兰芳，而与父母关系比较密切的艺人，要数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的马连良和参加了中国农工民主党的李万春。

最早关于马连良的故事，我是从表舅那里听来的。表舅一生喜好两件事。一是烹调，且手艺高超。他是“民革”（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民革负责人王昆仑在家里请客，常请他去掌勺。后来，表舅成了历史反革命分子，被踢出民革中央，所有食客竟没替他说一句话。母亲为此愤愤不平，抱怨道：“与其给他们炒菜，还不如给我们做饭呢！”表舅的第二个喜好是听戏，主要是听京戏。什么梅尚程荀，什么南麒北马，没有不知道的。他非但说戏，还能讲戏外趣闻。而这，正是我最爱听的。表舅告诉我，马连良是在1951年由周恩来派人至香港接回大陆的。同时回来的还有张君秋。

我问：“他愿意回来吗？”

“愿意。”

“为什么？”

表舅说：“那弹丸之地，有几个喜欢听京戏？马连良唱到后来一场戏还要赔上几十块，这使得他有些灰心。一不上座了，再大的角儿也呆不下去。马连良又是有名的孝子，年近九旬的老母还在北京。虽说他每月必到银行给母亲汇款，但总不如堂前行孝。”

“怜君身似江南燕，又逐秋风望北飞。”马连良夫妇回到了北京。离开香港之前，曾找一个星相家算命卜卦。


马连良天赋条件并不十分好，但勤学苦练。吊嗓子，练白口，无一日懈怠。据说他家隔壁有个保姆，每天清晨洒扫庭院，必听马连良的唱念。居然也会了《十道本》。马连良十分注意保养，嗓子从来没坏过，宽窄始终够用，且维持在一个相当水平。所以，观众对他有“用不完的嗓子”的好印象。至于马派唱腔，业内评价各异。大多认为是柔靡纤巧，也有人指责为“靡靡之音”。不管别人如何议论，马连良的唱腔既可风靡一时，又能流行后世，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他做戏潇洒飘逸，表演入微。每一出戏都有特点、特色，受到业内的一致称赞。他演戏，一切唯美是尚。动作规范，无处不美。拍他的剧照，没有废片，张张漂亮。他的戏班扶风社，讲究“三白”（即“护领白”“水袖白”“靴底白”）。他要求同仁扮戏前一定理发刮脸。在后台，他还准备两个人，一个专管刮脸，一个专管刷靴底。马连良本人的行头，极其精美和考究。在扮戏房（即今天的个人化装间），有专人管熨行头，熨水袖，挂起来，穿在身上就没有皱折的痕迹了。而选用的衣料，其质地、色泽、花纹都是上等的。为了悦目，马连良八方寻求。《马连良剧艺评介》中称：“一年，故宫拍卖绸缎。他不惜钱财，买入许多大内的料子，存起来慢慢做行头。在颜色方面，他提倡用秋香色、墨绿色（如《甘露寺》乔玄的蟒），奶油色（如《打渔杀家》萧恩的抱衣。看起来漂亮得很”。

1937年，马连良与别人合伙，在北京的黄金地段——靠近西单的西长安街盖了一座新新戏院，这就是后来的首都电影院（可惜今已拆没了）。有了自己的剧场，便开始考虑美化舞台。在剧场的舞台上，马连良设计了一个“守旧”（即“天幕”）：米色绸子做底，中间绣着棕色的汉武梁祠图案，上挂沿幕，下垂黄色穗子，并且横悬五个小宫灯。舞台一侧的伴奏乐队，用绘有蓝色云龙的纱幕围起来，不让观众瞧着杂乱无章。戏院开张的那天，大幕拉开，观众一看，立即热烈鼓掌。从此马连良外出演戏，都要带着这个大幕。因为它实在是太漂亮了！到了后来，“守旧”成了标识，走到哪儿，只要张挂出来，人们就知道是扶风社的马老板“在此作场”。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很多名角在收徒弟和挑配角方面，由于怕他们盖过自己，故而都不选强手、高手来配戏或培养。但马连良的舞台阵容全是精选之才。为此，他创设了一套方法，即签订合同。这在梨园行是首创。订了合同，即可安心演戏。有本事的人，谁不乐意？小生叶盛兰还没出科，便被马连良相中。杨宝忠改行操琴，张君秋崭露头角，袁世海浮出水面，也都即时签下合同。强大的演员阵容，配以干净、整齐、清爽的台风，马连良的戏，真的是很好看。他演戏一丝不苟，极其认真，非常讲究舞台上的配合与谐调。一次，在天津演《八大锤》。他扮说书的王佐，叶盛兰演陆文龙，两人旗鼓相当，演出十分精彩。再棒的“角儿”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在过场进出之际，马连良一时疏忽，伸错了臂膀。观众发现王佐刚才断的不是那一只臂膀，便哄然而笑。据说那晚散戏后，马连良自己气得要跳天津万国桥。从此，他再也不演《八大锤》。

为了艺术生命的持久，马连良的生活很有规律，对饮食更是讲究。就像研究梅兰芳必须研究他的八卦情史一样，研究马连良则必须研究他的请客菜单。马连良最爱吃前门外教门馆两益轩饭庄的烹虾段。每逢渤海对虾上市，他必请好友同往。叫这道菜时，必吩咐要“分盘分炒”。即炒三、五对虾，用八寸盘盛上。吃完一盘，再炒一盘。有时连吃三、四盘。抗战胜利后，马连良一度还将西来顺的头灶，延为特约厨师，饭庄熄火，厨师便来到马家做宵夜。那时梨园的各路俊杰，无不以一尝马家的鸡肉水饺、炸素羊尾等菜肴为天大的口福。马连良在东安市场的吉祥戏院演出，常去北京有名的爆肚冯清真馆吃饭。不用马连良开口，冯老板必上一盘羊肚仁。他的这盘羊肚仁与众不同。何谓肚仁？用医学名词来说，即为羊的储胃冠状沟，是一条“棱”。一条百十来斤的大羊，这条“棱”不超过四两。把“棱”分成三段，最后一段叫“大梁”。一段“大梁”有多大？也就大拇指大小。把这块拇指大小的东西，再剥皮去膜，剩下的也就几钱肉了。马连良吃的就是这几钱。难怪冯老板无限感叹地说：“马先生的吃就和他唱的戏一样，前者精致到挑剔，后者挑剔到精致。”马连良吃爆（羊）肉，专门叫伙计到“春华斋”买大鸭梨。洗净，切粗丝，备用。爆肉好了，临出锅时放入。在马连良指导下做出的这道“爆肉梨丝”，后来成为“爆肚冯”的名菜。当然，平素里窝头、蔬菜、水果是马连良的日常饮食。

马连良喜欢泡澡。只要晚上有戏，他下午一定去澡堂。先是在前门外的“一品香”，后改去西珠市口的“清华池”。再后来，他常去的是八面槽的“清华园”。泡完澡，还要请专门师傅修脚。这是因为唱戏常年穿靴子，有鸡眼的缘故。每次去浴池，马连良都要带些香烟和茶叶，送给师傅和工人。有时在泡澡泡舒服了以后，他就溜达着到金鱼胡同的餐厅喝一盘鲍鱼汤。


马连良来我家作客，不过是清谈。虽为艺人，却谦冲有礼，谈吐不俗。后来，父亲说要请吃饭。他不仅答应了，而且很高兴。

父亲知他是回民，遂问：“当是个什么吃法？”

他笑着说：“您只管付钱，一切由我去办。”

马连良走后，一家人反复琢磨这个“一切由我去办”的内涵。

母亲说：“马先生肯定叫人去清真馆子订办一桌菜，到时候送过来。”

父亲同意这看法，事情果然如此。但是当马连良请的人和订的菜，一起送过来的时候，着实把我们全家吓了一跳。

父亲是请吃晚饭。可刚过了午眠，几个身着白色衣裤的人就来了。进了我家的厨房，就用自备的大锅烧开水。开锅后，放碱。然后，碱水洗厨房。案板洗到发白、出了毛茬儿为止。方砖地洗到见了本色，才肯罢手。说句实在话，自从住进这大宅院，我家的厨房从来没有这么干净过。

时任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的母亲欣喜万分，叹道：“这哪儿是来作客吃饭？简直就是来帮咱们搞清洁卫生啦！伯钧，你见了马连良，可要好好谢谢了。”

再过一个时辰，又来了一拨身着白色衣裤的人。他们肩挑手扛，带了许多“家伙”。有两个人抬着一个叫“圆笼”的东西，据说整桌酒席，尽在其内。还有人扛着大捆树枝和木干。

我问扛木者：“这些树枝是什么？”

答：“是果木。”

“什么叫果木？”

“就是苹果木。”

“干嘛用的？”

“烤鸭。”

瞧这架势，我惊奇不已，也兴奋不已，便跟着这些白衣人满院子跑来跑去。看久了，便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是马连良在请我们一家人吃饭。

我问母亲：“这到底是谁请谁呀？”

母亲笑道：“我也分不清了。”

站在一边的父亲，也咧着嘴笑。

时近黄昏，天空呈现出琥珀色的光辉。墙头、屋脊、树梢也都涂上一抹残阳。

“马连良来了！”

随着一声喊，我们全家连同秘书、警卫、勤杂、厨师、司机、保姆都来了精神，真可谓翘首以待。这时，我体会到一个名艺人比一个政治首领的吸引力，可大多了！马连良身着藏青色西服，身材修长，前额开阔，鼻梁笔直，眼睛明澈，脸上，泛着浅浅的笑容。

提及艺人的家世，马连良告诉父亲：自己世居北京。打祖父起就在阜成门外开茶馆，人称“门马家”。茶馆的院落挺大。时间长了，居然成了戏迷聚会的地方。在那样的环境里，马连良的父辈玩票、也都拜师学戏，还都学的是老生。到了自己这辈，兄弟先后进了梨园行。马连良没有谈及家庭情况，父亲知道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最难言者乃世间情爱与家庭，自然不便多问。

之后，父亲向他介绍了民盟的情况。说，民盟虽然被统战部划为以高等院校为主要成分的党派，但像马连良这样有成就的艺术家，当也是吸收的对象。马连良一再说，自己是很愿意和文人往来的……

在院子一角，柴火闪耀，悬着的肥鸭在薰烤下，飘散着烟与香。我又入厨房，见所有的桌面、案板、菜墩都铺上了白布。马连良请来的厨师，在白布上面使用着自己带来的案板、菜墩和各色炊具。抹布也是自备，雪白雪白的。我看了看，觉得只有水和火是我家的了。这哪里是父亲在家请客？简直就是共赴圣餐。这让我想起父亲对我说的那句“有信仰的人跟没有信仰的人大不一样”的话来。心里不由得生发出一种神圣感。

饭前，父亲还请马连良欣赏了自己收藏的折扇，鼻烟壶，玉质小摆件。马连良客气得很。对每一件都说好，好。父亲告诉他，自己主要是收藏古书，不是专门收藏古玩的人。

马连良说：“我不是收藏家，只喜好一些小玩意儿。”

父亲知道马连良也有逛琉璃厂、火神庙的爱好，对玉石类的古董很有鉴赏水平。他收藏的翡翠、白玉、玛瑙雕刻和鼻烟壶相当名贵，圈子里的人都知道。艺人生活的文化情感，常与泡澡，品茶，神聊，遛弯儿，养鸽，烧酒，绸缎，鼻烟壶，檀香等小零碎拼凑起来。这既是俗常的生活享受，又是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自然理解与精细品味。艺术与生活在这个文化层次上融合无间。它深入骨髓，深入到常人不可思议。所谓气质，风格，情调，韵味等等，属于审美范畴的东西，往往就是被这样一些具有文化渗透性的家常琐屑浸染而成。不管北京城头悬挂什么旗子，报纸上宣传什么主义，像马连良这样的艺人都细心地过着自己的日子，精心地琢磨那份属于自己的舞台和角色。艺术是拒绝抽象的。从事艺术的人，大多个性饱满。他们只能活在个体的生动感觉中，以自己独特又隐秘的方式活着。

已是夜阑灯炧，马连良告辞，父亲送至二门。悠然而至，翩然而归，我觉得他简直是个神仙。


马连良善于肆应，又具仗义之风。对亲戚，对朋友都是一副热肠子。他演义务戏一向热心。有义务戏演出，只要人在北京，他是一定参加的。每年年终的梨园公会演义务戏，更是当仁不让。他和杨小楼、梅兰芳一样，也有私房龙套。马连良从不亏待他们。每月都有固定的私房钱给他们。到了年关，还额外送些米、面、菜等实物。

三十年代，马连良曾有过一次难忘的救弟经历。那时，天津有个当警察分局局长的人，叫徐树强。他倚势欺人，横行霸道。一天，他带着花枝招展的小老婆，在圣安娜舞厅跳舞。人刚入座，临座的一个青年多看了那小老婆几眼。徐树强哪里容得，立即叫来便衣，把那人架走。在刑讯室里，打得血流满面。又叫个剃头匠将那人乌黑油亮的头发，剃个精光。再让从厕所提来一盆尿，给那人强灌下去。之后，又轮番抽打，人很快昏死过去。苏醒后，一个叫李宝荣的警察悄悄问他：“你姓啥？你是回民吗？”

“是。”接着，那青年央求李宝荣到中国大戏院给马连良送信。

“你是马连良的弟弟。”那警察问。

他点点头。

马连良应邀在天津中国大戏院演出，下榻在惠中饭店。当晚，见弟外出未归，便十分着急。李宝荣找到中国大戏院经理孟少臣后说明情况，马连良立即恳托孟少臣设法营救。几经周折，最后通过人称“张二爷”的帮会头目，才算把人放了出来。别人都说，能从徐树强手里活着出来，多亏有个马连良。这个姓李的警察老来写了篇自传性质的文章，里面详细描述了这件事。


1956年夏，北京京剧团在公安部礼堂演出。前面是杨盛春的《艳阳楼》，后面是马连良的《淮河营》，演出一切正常。当夜，长期与马连良合作的杨盛春猝死于家中。杨盛春梨园世家，四代武生，在剧团担任演员队队长，工作铺排得有条不紊，人缘又是极好。年仅45岁，抛下了五个孩子，其妻（继室）为谭小培之女。噩耗传来，马连良泪流满面，悲痛不已。那时杨之长子杨少春是中国戏曲学校即将毕业的学生，家境困难。马连良亲赴学校，找到校长，要求杨少春转到北京京剧团。他对调到剧团的杨少春说：“从今儿以后，你父亲什么待遇，你就是什么待遇。”马连良说到做到。以后年轻的杨少春，一直拿着杨盛春的工资。杨少春是个普普通通的学生，马连良为了他日后成材，特请武生高手王金璐传授技艺。拜师那日从安排到花费，都是马连良一手操办。此后，马连良又去北京戏曲学校，和领导商议把杨盛春另两个孩子转入北京京剧团学员队，让他俩打打武行，得以养活自己，对此，剧团无人提出异议。

王金璐是1936年的童伶生行冠军。他迷马（连良）又崇马（连良），故而拜马连良为师。1959年，他在西安演出《铜网阵》摔成重伤，在家调养整整十八个年头，日子过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马连良为在经济上能有所助，便请王金璐的夫人给自己抄剧本，做些文字工作，这样可挣些钱，贴补家用（“文革”中马连良去世，可怜王金璐夫妇就只能靠糊火柴盒度日了）。总之，梨园行无人不佩服马连良的侠义心肠。

另有一事，我也是记忆至深。一日下午，我在家做完功课，跑到院子里踢毽子。忽然，洪秘书领着一个年轻的女性，跨进二门。她衣淡雅之服，修短合度，端庄秀丽，婀娜而刚健。

在把客人送进大客厅后，洪秘书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我连忙跑过去，问：“那女的是谁？”

“她叫罗蕙兰。”洪秘书答。

我说：“她找我爸有事吗？”

“想在北京落脚唱戏。”

“这事儿，我爸能行吗？”

“你父亲要请马连良帮忙。”洪秘书这样说。

父亲送罗女士时说：“有了消息，会通知你的。” 遂转身对洪秘书说：“替我送送客人。”

那罗女士对父亲深鞠一躬，并一再道谢。

没过多久，马连良托人送来四张戏票——是他和罗蕙兰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出《审头刺汤》。

我举着票，嚷着：“爸，咱一起去呀！”

“去呀，去呀！” 父亲也跟着叫。

我搂着父亲，大笑。

到了演出的那一天，父亲恰好有外事活动，不能去了。我看戏归来，父亲问：“小愚儿，那罗蕙兰演得怎么样，漂亮吗？”

我说：“漂亮，比马连良还漂亮！”

听了这句话，没看戏的父亲也和我一样高兴地直乐。


马连良有没有短处呢？有短处。短处是抽大烟。这在梨园行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与当今的演艺圈非常相似。他抽，其他几个名角，也抽。

我问母亲抽大烟的事，母亲认为，吸毒于社会是罪恶现象，但于个人可能与道德品质无关。由于它是一种疾病，所以，靠说教和硬挺是戒不掉的，特别是对那些特殊身份的人，就更难戒掉了。母亲的话，令我非常吃惊。因为这和政府宣传的完全不同。1949年后，政府虽将抽大烟的名角儿集中起来，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统一进行戒毒，果然收效不大。最后，政府暗中做了妥协，由彭真特批，他们可以“抽”。不过，量小且严格控制。

舞台情绪本来就是靠不断的神经活动兴奋点形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必须去主动适应这样一种非常态生活，恐怕是从前的梨园行、眼下演艺界“抽”的主要原因。但是取其提神小利，却忘了成为痼疾之大害。应该说，马连良对大烟的人间至乐与至痛的同一性，是深有体会的。1942年，伪“满洲国”成立十周年，伪总理大臣特请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派遣演艺界前往祝贺。开出的条件，除了包银，还有烟土。当时北平的烟土不好买，马连良为此而动心，也为此而前往。抗战胜利后，1946年有人检举这事，遂以汉奸罪坐了班房。后经回教协会理事长白崇禧的斡旋，1947年才脱了干系。人出来了，家却负了债。马连良的东北演出，在官府眼中是个案子。但在梨园行和一般人看来，就是“谁当皇上，都得听戏”的事儿，与政治无涉。比如：溥仪大婚三天堂会，京中名角齐集。抗战胜利，梅、程曾到南京给蒋介石演出，艺人们也都没觉得这是什么政治行为。同仁为了安慰出狱的马连良，在长安大戏院唱了一场合作戏《龙凤呈祥》。马连良的前乔玄、后鲁肃，程砚秋的孙尚香，金少山的张飞，李少春的后赵云。演刘备的谭富英，从第一场的“过江”一直唱到后面的“回荆州”，卯足了气力，一句一个好。江湖规则，朋友义气，给马连良以万分的感动和一生的感激。

马连良这一趟的“伪满”演出，一直被上边视为“污点”。但为了政治需要，所谓的“污点”有时也是可以拿来利用的。比如，1961年的国庆，全国政协举办的欢迎华侨、港澳同胞归国观光酒会上，官方特地安排溥仪和马连良坐在一起。这一景观，顿时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记者和一批又一批的华侨。后来，父亲看到他们拍的一张照片，不禁摇头叹息，道：“亦荣亦辱，非荣非辱。”马连良为了这事，背了半辈子的政治包袱。有“短处”被上边捏着，他也明白自己的“短处”。而自知，知止，从来就是一种聪明。


《本文仅为节选，以谢读者。》

　　2007年1月11日，在全国图书定货会开幕当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召集了一个“通风会”。会上，副署长邬书林先生以宣读方式公布了一份“2006年出版违规书选”，被点名的书里,《伶人往事》列于三。邬先生对出版此书的湖南文艺出版社说（大意）：“这个人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出，……你们还真敢出……对这本书是因人废书。”接着，自然是对该社的严厉惩处。

　　邬先生说的“这个人”，指的就是我了。我是谁？我是从事戏曲研究的老研究人员，是中国民主同盟的老盟员，是退休在家的孤寡老妇。六十岁的时候，我拿起了笔，写起了往事。先说的是父辈故事，后讲的是伶人传奇。第一本书被禁（即“卖完了，就别再版了”）。虽说这是应中央统战部的要求，但权力机关已经对我的权益有所侵害。这次，邬先生没有对《伶人往事》做出任何评价，却对我本人的个人权利进行了直接的侵害。我们的宪法有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他的“因人废书”，直指我本人，直接剥夺我的出版权，而这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

　　我知道在邬先生的眼里，章诒和是右派。好，就算我是右派。那么，我要问：右派是不是公民？在当代中国，一个右派就既不能说，也不能写了吗？谁都知道，只要是个社会，就有左中右，其中的左派永远是少数。我们这个国家是不是只许左派讲话、出书？广大的中间派和右派只有闭嘴。果真如此的话，我们的宪法应当立即修改，写明容许哪些人出书，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容许哪些人出书，不能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其实，现在某些左派和左派官员出书之难，并不在我之下）。邬先生，您是什么派？您代表谁？在就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公开场合表示希望并要求中国的作家和艺术家能讲真话。言犹在耳哪！通风会就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宣布了这样的措施。新闻总署是国家行政机构，是国务院的下级。这不是和国务院对着干吗？邬先生，您到底想要干什么？

　　借此机会，我想说明这样一个态度：从提笔的那一刻起，我就没想当什么社会精英，更没想去写什么“大”历史。我只是叙述了与个人经验、家族生活相关的琐事，内里有苦难，有温馨，还有换代之际的世态人情。我的写作冲动也很十分明确：一个从地狱中出来的人对天堂的追求和向往。因为第一本书里的张伯驹、罗隆基，第二本书里的马连良，第三本书里的叶盛兰、叶盛长连同我的父母，都在那里呢“他们在天国远远望着我，目光怜悯又慈祥”。

　　再郑重地重复一遍：我不会放弃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维护，因为它维系着一个人的尊严和良知。邬先生的行为是违反宪法的！从精神到程序，他都没有遵守。官场可以盛行“一致通过”，面对领导人可以做到“聆听教诲”；与此同时，是否也可以给草民腾出一点儿空间：给他们留下一张嘴，叫他们说说；给他们留下一只笔，让他们写写。和谐社会的搭建不是靠勒紧，它需要的恰恰是松动。

　　前两本书的被封杀，我均以“不在乎”应之。但事不过三。这次，我在乎，很在乎！邬先生，告诉您：我将以生命面对你的严重违法行为。祝英台能以生命维护她的爱情，我就能以生命维护我的文字。

　　遵守宪法的首先该是政府。您是高官，这点应当比我清楚。

“2006年出版违规书选”的书单是：

• 《沧桑》（小说）
  晓剑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从个人经历视角讲述辛亥革命到大跃进历史的长篇小说，时间跨度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刻画了霍达东如何带领农民造反，靠砸仓抢粮、红匪游击而成为共军将领；1949年之后，当上副省级高官的霍达东却完全不适应新社会的官场，最后落得功败垂成。书中涉及到中共在延安时代种鸦片。
  
  
• 《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报告文学）
  朱凌 著 （原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主编）
  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
  记录了一位民间人大代表姚立法的坎坷竞选之路，他连续12年自荐竞选，屡败屡战，永不退缩；他在人大会议上敢于一次次大声地喊出“我反对”！
  
  
• 《伶人往事》（回忆录）
  章诒和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通过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的浮沉，写出了那些名动一时的戏剧名角怎样被政治所淹没，京剧这门古老的艺术又是怎样在政治的糟蹋下凋零。京剧的辉煌声名由一代名角谱写，文化革命革掉了名角和京剧的命。
  
  
•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小说）
  国亚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
  讲述150余年以来（1850年——2004年）中国一个普通家庭命运的长篇小说，其中涉及89。
  
  
• 《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回忆录）
  袁鹰 著
  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6年版
  以亲历讲述了《人民日报》在1949年一系列政治运动的角色，批判《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运动、胡风事件、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等重大历史事件；记录了反右中巴人、徐懋庸、吴祖光等人，文革中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夏衍、唐弢、孟超、陈笑雨等人的悲剧命运；还记述冰心、胡乔木、周扬、林淡秋、袁水拍、赵朴初、赵丹等人。
  
  
• 《年代怀旧丛书》
  旷晨 编
  分为50年代、60年代（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年版），70年代和80年代（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对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中国历史回串，记录了50年代的没收官僚资本、控制物价飞涨、抗美援朝战争、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大跃进运动、西藏和平解放、创建人民公社，庐山会议；60年代的饥饿记忆、学习雷锋、学大庆、学大寨、原子弹爆炸、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大串联；70年代的上山下乡，批林批孔、文革结束、天安门事件、四人帮”的垮台、中越之战、平反冤假错案；80年代重大新闻事件、有影响的电影、电视剧、歌星、书籍。
  
  
•   《如焉》（小说）
  胡发云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6年版
  讲述非典期间一名女子因互联网而放弃作副市长情人的长篇小说，记录了SARS危机和孙志刚事件中的众生态，有官场的黑暗，官权的谎言，官员的势力，也有知识分子的犬儒化，老一代的深切反思，中年一代良知者的呐喊。
  
  
• 《新闻界》（小说）
  朱华祥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版
  反映中国新闻工作者生存状态的长篇小说，记录了中国新闻界的种种丑态，被评为新闻官场现形记。

“违规”的原因，除了《风云侧记》被认为“泄露国家机密”外，其余未给出明确理由。

　　私下里聊天，人们都爱提起我的父亲，认为我的性格与父亲有点儿像，我常为此辩解。我说：不能看表面，我和我父亲有着质的差异。他是职业政治家、社会活动家；而我呢，是一个毫无政治抱负的人，既没有“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的现实盘算，也没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焦忧。父亲的政治头脑，特别是他的组织才干（长期担任中国民主同盟的秘书长和组织部长），都没有遗传给我。我一生的兴趣和一点点小聪明，都在艺术上。我敏感于人的内心情感，敏感于色彩，敏感于细节，敏感于韵律，即使在监狱里，我还是那么喜欢天空，喜欢飞鸟，喜欢薄雾……看着看着，甚至能忘了自己是囚徒。

　　我这辈子唯一的本事就是讲故事，讲细节，讲往事。由于专业的缘故，我还特别喜欢梨园行，伶人美丽，动人，几乎每个人都很独特。所以，这本书就是这种兴趣和热情的表达。但是，就是这样一本写梨园行的书也被禁了。而邬先生却说：“这个人的书不能出！”这话是什么意思？用“文革”的语言讲，就是要“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就是“你章诒和这辈子别给我写东西”。所以，是邬先生把我逼到死角里，我没有了退路。

　　“声明”发表以后，很多人关切我的生活情状。从香港、台湾、美国、日本、西班牙、沙特、利比亚等地来电询问。网上议论热烈。而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和朋友则异常担忧。他们要组织一个送饭组，说：“愚愚（我的小名），你若被抓了，我们排着队给你送牢饭。”我听了很伤心，事情不会闹到这一步的，毕竟现在中国的法制状况，比我坐牢的时候进步多了。但是他们准备这样做说明什么呢？——说明了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的打击迫害，在他们心头堆积的阴影并没有消失，人们仍然有所恐惧。我深感悲哀。为了这个悲哀，我也要站起来。

　　我的“声明”是极其郑重的，希望邬先生能给我一个郑重的答复。请邬先生答复我：
　　一，您是否在会上点了我？
　　二，您是否说了“这个人的书不能出”这句话？
　　三，无论是封杀我，还是封杀书，您能否启动法律程序通知我，我随时恭候。

　　十多天过去了，毫无音信。这不由得使我想起《往事并不如烟》。据可靠消息，为了“往事”，李长春先生主持了一个会议。会上，前新闻署负责人表态，说（大意）：自己这个部门只能管出版社，管不了作者。事情推到了文化部，文化部一位副部长说（大意）：章诒和已经退休，再说写书属于业余之事，不好管。既然事情是由中央统战部提出的——当时一位统战部副部长是把“往事”定性为“反党宣言”的，于是，李长春先生决定这烂摊子还是由统战部来收拾。最后，统战部托人找到我哥哥（时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请他转告我这个妹妹：今后就不要再写了——这就是“往事”的结局。我想：这次新闻署该出面了吧？好汉做事好汉当，邬先生会登场吧？

　　查禁书刊，不是不可以，但要有法可依，这种依法不是某领导人的一句话，不是某个上级机关给下属单位打个匿名通知电话，也不是给杂志社或出版社下个简单粗野的书面指示。它应该是一个法的程序，这个程序应该是严格依据公开法律的，应该是一个独立、公开、公正的司法程序，这是最基本的程序正义。如果是按着这种严密的法定程序查禁《伶人往事》，即使查禁错了，我也可以尊重司法。

　　2007年1月26日14时许，我在家中接到一位同事的电话，说（大意）：邬书林同志是个好人，你们之间有误会……那个会上，他没点你的名。其实，不用托人带话，我早就知道邬先生是什麽样的人。

　　2006年，邬先生在出版社总编培训会上说：“我是黑白两道都有人。我刚才接了一个电话，就是□□□打来的……”随后又说：“你们要让我不舒服，我就先让你们不舒服。”当下我被侵害，是不舒服了，但你也未必舒服。至於“黑白两道”的话，别忘了我是坐了十年大牢的。您能吓唬总编们，对我可不灵。

　　“我没有点你的名”，这是邬先生私下带话的重点。看来，我需要再重复一遍您的讲话（某些字句比我1月20日的「声明」有所补充）：“这个人的思想有问题。我们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出，稿子走了好几家出版社，都没敢出，你们（指湖南文艺出版社）还真敢出，胆子也太大了（一说太猖狂）……对这本书是因人废书。”接着便是对该社的惩处（摘去优秀出版社称号，削减20％书号配额等）。在那样一个场合，用那样的话语，又针对那样一个出版社，您所说的“这个人”不是我是谁？那本书不是《伶人往事》又是哪一本？用我从事的戏剧专业术语来解释，就叫“规定场合、规定情景中的规定人物”。即锣鼓一响，胡琴一拉，梨园行的人就知道：这是一出什麽戏，角儿是谁了。您是政府高官，已经亮相，就别赖账。

　　邬先生若问这些话，我是怎麽知道的？“朝廷小，江湖大”这是从前的话；“政府小，社会大”乃是今日之现实。“进得衙门是官员，出了衙门是百姓”——这是现在很多官员的行为特点，您该知道吧。衙门里刚刚发生的事儿，他们能当信息、当聊天、当谈资都说了出来，其中还隐含着自己的感受与判断。这是常识，也是人性。您要明白，为了升官发财、胡作非为，却能密不透风、一手遮天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您还说：“这个人的思想有问题。”请问：您是不是要搞文字狱？我的思想有问题与你何干？犯法，有国家的法律、法院管。犯错，有我所在单位过问。您管得着我吗？宪法给你什麽权力来管我的思想？这是侵犯我的基本人权，所以您应当公开道歉，并承担法律责任。

　　最后，再来说“查禁”。根据我的切身经历，现在实施的查禁分速禁、缓禁两种方法。我的第二本书（《一阵风》）刚印完，即封在库房，这属於速禁。我的第一本书（《往事》）则是缓禁，即“卖完了就别再印了”。其实，缓禁的同时也在速禁。我这里就有一张浙江某市查缴《往事》的收据。这第三本（《伶人》），上边专门发了个通知，说（大意）：网上流传的查禁八本书的说法严重失实。偏偏就在刚才（1月28日下午6时30分），一位姓戴的先生从张家港市打来电话，告诉我：他们那里的一家民营书店已接到通知，要收缴几本书，其中就有《伶人》。香港一位资深记者1月17日给上海某大报写了篇文章，里面提到我去年12月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演讲。很快，上海某大报打来电话说（大意）：《伶人》刚刚被禁，“章诒和的名字不能见报”。看来，我真个是书被禁、人被封。您的上级发通知说没查禁书，您却要查禁。您这不是扇他们的耳光吗？

　　一切都很明了。您——是您个人将我看成思想犯，剥夺我作为一个公民的言论出版权利，您在公然蔑视宪法。否则为什麽不按照法律程序，而是像现在这样干些鸡鸣狗盗之事，连自己说了的话都不敢承认？还是“声明”里的那句老话：查禁我的书需要公开、公正、独立的司法程序。我特聘请一个法律顾问团。首席顾问张思之先生，另有浦志强律师、付可心律师，其他律师暂略其名。他们会依法尽力维护我的权利。

　　邬先生，我讲了这麽多，我与您之间有误会吗？基於我对您的了解，事态还可能会起变化，但我的立场不会变化。

      1月29日，我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邬书林副署长寄去一封信，内容如下：

Quote:

    新闻出版总署

    邬书林副署长并转龙新民署长：

    你好！我是《人民日报》一名离休干部（原任报社文艺部主任）和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一书的作者。

      近日听说邬书林副署长在1月11日全国图书订货会的“通风会”上宣布了一份“2006年出版违规书选”，点入了八本书的名，其中列了我这本书。据说邬副署长给此书定的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我听到后非常惊讶，不知道此书哪篇文章泄露了什么“国家机密”？我入党六十多年，长期在党报工作，当然明白“ 泄露国家机密”六个字的性质和份量，工作中战战兢兢，从未犯过泄密的错误。此书是我在人民日报社工作三十多年亲历和见闻的追叙，所记事实都是真实的，书中 大部分文字先后曾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新闻出版报》、《炎黄春秋》、《纵横》等报刊发表过，也从未被认为有“泄密”问题。事关本人名誉，也为了维护宪法规定的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务请予以明确、负责地说明。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一直在等待新闻出版总署给我发来正式通知，但至今已近二十天，迄未见新闻出版总署或邬副署长有只字通知，倒是听说网上已经沸沸 扬扬，议论纷纷（我自己未上网，是听朋友转告的）。我很不理解邬副署长既认为此书有问题，为何在“通风会”之前不先向作者和出版社进行认真的了解和调查， 听取作者和出版社的意见，就草率地在有各地出版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上宣布，事后又迟迟不向作者通报，这种粗暴的方式，是侵犯作家权益的行为。我不得不表示 不满和抗议。

    我已耐心等待多时，急盼回音，以释悬念。

    此致

      　　敬礼

   

袁鹰谨上

    2007年1月29日

    1月30日上午，报社文艺部主任郭运德来电话，说邬书林先生给他去电话，刚收到我的信，表示要前来当面说明有关情况。我在电话中请运德转告邬先生 给我回一封信即可，不必前来。十分钟后运德同志又来电话，说邬副署长坚持要来我处，并说已报告龙新民署长，龙署长也要他尽快来说明，约定31日上午10时 来我家。

    1月31日上午10时，邬副署长偕秘书由郭运德同志陪同前来，我和老伴吴芸红（团中央离休干部）接待。谈话约一小时。以下是谈话主要内容（客人离去后，我们两人根据记忆追忆）：

    邬：很对不起，这件事给袁老增加许多麻烦，我感到很不安。昨天上午接到你的信，我就报告龙署长，表示要亲自向袁老说明真相。龙署长说你应该尽快 去。本来我昨天下午就想来，运德没有空，所以今天无论如何要来。现在外边传说很多，传闻失实。我首先要向你说清楚，1月11日的会上，我主要是谈一些出版 社违规问题，没有涉及作者，甚至没有提作者的名字，也没有说要查禁书。

    袁：现在外面都知道你查禁了八本书，说我这本书里“泄露国家机密”，这可是很严重的问题。我在党报工作多年，当然明白“泄露国家机密”这六个字的严重性，从未犯过“泄密”的错误。许多朋友纷纷来电话询问，都表示非常惊讶，对你们的做法也表示不满……

    邬：我绝对没有说过这本书“泄露国家机密”。我今天特为带来我那天会上宣读的原文。（他从皮包里取出一份文字材料，翻到其中一段。）请你看看，有没有提到“泄密”？

    袁：（看了以后问）我可以抄下这一段吗？（经他同意，抄录原文如下）

    “关于对中国档案出版社未履行重大选题备案程序出版《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的处理：中国档案出版社未经批准，于2006年10月 出版《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一书，该书主要记述了作者在《人民日报》副刊担任主编期间遇到的人和事，其中不少内容涉及反右、文革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等内容。鉴于该书未履行重大选题备案程序，决定对该社违规通知单一次，2007年不再为该社增加书号。"

    邬：现在都说八本书，其实只有五本，在内部讨论时根据送来的材料，提到了八本。五本书中有你这一本。

    袁：这就奇怪了，你这份文字稿上虽然没有“泄露国家机密”字样，但是外面流传很广，沸沸扬扬，许多来电话的朋友，都说网上看到这本书有“泄露国家机密”的问题，他们从哪得到的信息呢？总不会都是无中生有吧？

    吴：我们两人入党都六十年了，从来没有犯过什么“泄密”的错误。

    邬：我确实没有说过你的书“泄露国家机密”，不知网上是怎么传的。网上炒作，传闻失实的东西很多。比如章诒和发的那个声明，我在第一时间就看到 了，她引用我说的话有的地方不全，说错了。（他随手翻到那份文字材料上有关段落，念了一段。因念得快，不曾记住。）这样，越传就越走样。我向袁老郑重声 明：这次的事，完全是针对出版社违规，不是针对作者。你刚才也看到了，我都没有提到你的名字。

    袁：你看过我这本书吗？

    邬：坦率说，我还没有看过，是别人看了告诉我的。我们只有二十几个人，任务很重，看不过来，只能请有关部门的同志看。

    吴：虽然说是针对出版社，但是实际上必定影响到作者，现在影响已经很大了。

    袁：不可能不对作者有严重影响。这几天我每天都接到好几个电话。朋友们告诉我网上每天都出现不少对你们这样做法的批评，还下载一些有关材料寄给我。

    邬：网上许多文章我也都看到了，都冲着我来，我首当其冲，真是有苦说不出。我是执行署里的决定。关于出版，这几年中央下了好几个有关文件，作了严 格的规定，我处在这个岗位上，当然必须严格执行，这不是我个人的事。现在各地出版社违规的现象很普遍，这两年就有很多，我们也听到不少反应。《沧桑》里写 到延安时期种鸦片，北京军区干休所有几位老同志看了很气愤，写信上告。《我反对》写一个县人民代表的事，影响很广，人大常委王兆国、盛华仁副委员长都提出质问。类似的问题很多，我们不得不选几家中央级出版社警示一下。这次提到的书，都是涉及规定里所列涉及"反右"、"文革"、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内容，必须履行报批立案的程序。

    袁：这是你们内部的规定，作者并不知道，我就从来没有见到过。这几条规定范围太广，很多书都会涉及这些方面的内容，难道都要事前送审吗？

    邬：这是上面规定的。有两位老同志就问过我，这些方面会有什么问题，我对他们说，比如事实有误啊，泄密啊，记载的话与原话有出入啊，有这些内容的书，都应该报批立案，送到有关方面去审阅。这些规定必须执行。

    袁：社会上的反应和网上的议论，并不注意是哪家出版社违反什么规定，而是你们这样做，影响作者的名誉和权利。我接到的许多电话，也都是问这本书，他们并不管是哪一家出版社。

    邬：这事给袁老造成许多麻烦。但是我们必须这样执行，请你能谅解。

    袁：你一次点了八本书，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在读者和作者中造成很不好的影响。我看到朋友寄来网上的批评，都是批评这种违法的查禁行为。有的说总书记一再强调民主法治，构建和谐社会，总理最近在文代会上号召作家艺术家讲真话，你们却这样做，不是对着干吗？可见坏的影响已经造成了。我认为你们现在需要赶快采取补救措施，挽回影响。我建议你将刚才那份文字材料公之于众，或者开新闻发布会，或者在网上公开发表，让大家都看到。

    邬：我也的确也想这样做。前些天我就向国务院新闻办打报告，也向中宣部打报告，提出用个什么方式说明真相。现在网上这么多议论，我们应该向社会说 清楚。我还表示，如果需要仍旧由我出面说明，我也准备出面去做，说句笑话："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报告送上去已经好几天了，还没有批下来，我也很着急 啊。

    吴：现在网上反应很强烈。你们这样做，严重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形象，我们两人作为入党六十多年的党员，都觉得这样做很不好。

    袁：前天我还接到过去的学生从美国和加拿大来的电话，他们在那边也知道了这件事，海外媒体也有报道。他们都很吃惊，问怎么现在还会发生这种禁书的 事。你们现在要赶快挽回影响。很快要开"两会"了，会有许多国外和港台记者来，这件事很可能成为热点，会有记者找你们。你们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就会更被动了。

    吴：解铃还须系铃人。你们要尽快向外界说清楚，不然的话，影响太大，社会上也不满意。

    邬：我们没有查禁书。当时我跟出版社都讲清楚了，没有查禁什么书，是你们违规了。有的出版社也承认没有履行报批备案的程序。你那本书，我也跟档案出版社负责人说过，他们要补个备案程序，以后如果想重印再版，也是可以的。

    袁：你们那些“规定”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修改？范围搞那么大，卡得那么紧，那样对写作和出版都不利。

    邬：是的，是的。现在只能这么执行。（起身告辞）袁老你以后有什么事要我们办，请你随时提出来。

    袁：谢谢。我个人没有什么事，只希望你们尽快将这回的事处理妥当，越快越好！   




  （根据记忆整理，可能有不完整不准确处。邬书林先生的话未经本人过目，如有出入，希望他能公开说明。）

章诒和先生只会说“宪法”、“公民”、“司法”、“自由”这些词；袁鹰同志则讲“入党六十年”、“很不好的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两会”、“国外和港台记者”、“热点”、“被动”、“社会上也不满意”……

我的感想就是：袁鹰同志显然比章诒和先生更懂得如何交涉这种事情。